雷戈:“待罪”的觀念意義 ——后戰國時代的官僚意識之分析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238 次 更新時間:2017-12-31 20:05:51

進入專題: 待罪   官僚   意識  

雷戈 (進入專欄)  

  

   內容提要   后戰國時代是官僚意識初步形成的時期。所謂官僚意識也就是“罪臣意識”。在皇權帝制社會,“編戶齊民”造成了民眾對國家的依附,“戴罪之身”造成了官僚對朝廷的依附,這事實上成為同一個人身奴役過程?!按鎩幣饈蹲魑話閾緣墓倭乓饈?,本質上恰恰是對皇權主義的直接呈現。官僚“待罪”意識首先是一種不可抗拒的政治現實,其次才是一種人為塑造的思想觀念。

   關鍵詞  待罪,官僚,意識。

  

  

   一、百官皆罪

  

  

   如果說,戰國時代是官僚制度初具規模階段,那么后戰國時代(1)則是官僚意識初步形成的時期。官僚制由戰國而秦漢,卓然成熟,蔚為大觀。這就為官僚意識之成長提供了制度基礎。因為官僚意識與官僚制度聯系在一起。官僚制有專制政治的官僚制和民主政治的官僚制。在中國古代,官僚制本身不是一種獨立的政治制度,它是皇權體制的一部分。這就決定了在后戰國時期逐步成長起來的官僚意識本身不是一種自覺的獨立意識,甚至算不上是一種有機的工具意識,而是一種緊密依附于皇權的奴性意識。

   這樣,制度與思想的互動與建構就使得官僚意識成為皇權意識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從政治思想史看,皇權官僚制與皇權意識形態這兩個概念決定了官僚意識具有兩個基本特性,即身份上的“百官皆吏”(2)和觀念上的“百官皆奴”。(3)這兩個特性對官僚意識是一個雙重定位,它有力地塑造出官僚意識的基本內涵。當身份上的“吏”與觀念上的“奴”合而為一時,“自罪”意識便呼之欲出,順理成章了。它在官僚心理上所形成的思維定勢就是“百官皆罪”。所謂官僚意識也就是“罪臣意識”。它是皇權體制下官僚意識發展到成熟階段的一個醒目標志。

   作為“罪臣意識”的標志,秦漢時期出現了一個專門用于官僚身上的詞語——“待罪”。 (4)它在官場游戲中不脛而走,完全成為一個新的政治詞匯和官僚術語。先秦文獻雖多有“得罪”、“獲罪”、“有罪”、“請罪”等詞語,但一般用于君主自稱,或對前朝的指控,或泛指臣民,都沒有專門用于官僚身上。從字面看,“得罪”、“獲罪”、“有罪”、“請罪”與“待罪”幾無二致,它都表示一種“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5)式的自責和惶恐。只是所用對象及身份變了?!白鎩幣庥刪?,其所暗示出來的思想史動向頗值深思。這并非說“罪君”已全然消失,已絕不可能,已毫無必要。而是說,作為一種新的政治共識,“罪臣”較之“罪君”蘊含有更為豐富的思想史意向。它折射出皇權政體對官僚意識的更為專橫和強悍的意識形態要求。

   當然,“罪臣”作為身份認定與“臣罪”作為心理認同,二者或許有所不同。但在“待罪”話語中,卻并無本質分殊。它意味著,所有官僚在皇帝面前都必須以罪人身份和臣服心態來接受皇帝的生殺予奪。所以皇權官僚制的特點就是官僚在身份上對皇權絕對依附和在觀念上對皇權絕對皈依。于是,一種皇帝專制需要的全面依附性關系得以建立。在皇權帝制社會,一方面“編戶齊民”造成了民眾對國家的依附,另一方面“待罪之臣”造成了官僚對朝廷的依附。這事實上成為同一個人身奴役過程。

   當人們頻繁或習慣性地使用“待罪”一詞來自稱其官職時,是否暗示出,官僚作為皇帝的“罪人”,已經成為當時人們的一般政治意識?這是否還反映出官僚集團對皇帝個人的絕對臣服和對皇權體制的徹底依附?

   有一點可以肯定,當“待罪”作為一個官場術語流行時,它所包含的政治文化寓意無疑是極為豐富的。從三公九卿到下層官吏,都在習慣性地使用“待罪”這個詞。這就提示我們,“待罪”在當時的權力游戲和官場規則中,實際上已經構成了一個富有“意味”的政治文化符號。值得探究的是,這個政治文化符號在本質上成為彌漫于整個官僚集團間的普泛共識時所暗示和傳遞出來的種種隱秘寓意。(6)比如,陳平對文帝說,“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保?)師古專門解釋說,“駑,凡馬之稱,非駿者也,故以自喻?!?陳平以“駑馬”自喻,意思是說,自己本來沒有資格和能力來做宰相,但既然皇帝開恩讓自己做了宰相,這就給自己心理上造成一種恐慌和壓力,而這種恐慌和壓力就仿佛滋生出一種“罪過”的感覺和意識,而這種“罪過”的感覺和意識則要求臣子們必須盡力做到“戴罪”而“立功”。唯其如此,才能不負皇帝的“圣望”和恩德。

   又如,季布對文帝說,“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保?)“索隱”還特別解釋說,“季布言己無功能,竊承恩寵,得待罪河東?!閉庵炙搗ǖ惱媸島宀⒎鞘撬倒倭琶欽嫻淖勻銜約喝際俏薰Χ藶?,而是說它要求官僚們必須在思想上具備這種無功受祿的感恩觀念,并時刻提醒自己必須在心理上牢固保持這種承受恩寵的自我卑賤意識。所以“待罪”意識要求官僚們在皇帝面前表示的就是這種既誠惶誠恐,又感恩戴德的奴性心態和謙卑姿態。

   再如,衛綰對景帝說,“臣代戲車士,幸得功次遷,待罪中郎將?!保?)張敞“公車上書曰:‘臣前幸得備位列卿,待罪京兆?!保?0)而衛青則把這個意思表達更為清楚?!扒嘈業靡苑胃鐨屑?,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于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于是以見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11)甚至在官僚們鉤心斗角地相互傾軋時,他們也需要通過巧妙使用“待罪”話語,來向皇帝撒嬌邀寵。(12)可見作為皇權體制下的權力游戲規則,“待罪”話語之于官僚政治生涯實在具有某種不容忽視的特殊意義。透過這些不同場合的類似表述,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發現,“待罪”意識的核心就是皇帝至上獨尊的皇權主義。它認為臣子永遠是“有罪”的;是永遠不配享有皇帝所賜予的各種恩惠;臣子在皇帝面前只能永遠呈現出一副“罪人”面孔,而無條件地等待皇帝的處置與裁決;臣子自己是沒有任何權力來炫耀自身的權威的,因為臣子身上的所有權威都來自于皇帝的恩德和授予。所以恃寵而驕完全有違于“待罪”意識所蘊涵的尊君要求。總之“待罪”意識作為一般性的官僚意識,本質上恰恰是對皇權主義的直接呈現。(13)

   有時,“待罪”意識還表現為一種官僚們在道德上的自醒意識和自責意識。(14)這是一些負責任的官僚對于自身職責在道義上的自覺。它要求官僚對于百姓過錯應該承擔必要的道義責任。如果說,前面那種以皇帝為意向對象的“待罪”意識所要表達的是一種官僚的自卑自賤的感恩意識,那么這里以百姓為意向對象的“待罪”意識所要表達的則是一種官僚的自艾自怨的“懺悔”意識,它針對官僚自身所負有的某種具體教化職責而試圖訴諸一種“自我批評”,以便喚醒人們的道德自覺。它的真實含義并不是以百姓為觀照對象而“懺悔”官僚自己有罪,而是說,對于百姓的過錯,官僚們沒有能夠盡到應有的教誨和領導責任。在這里,必須明確的是,在中國的官僚意識中,面對百姓,官僚們只有過錯,而沒有罪過。即官僚們是不會有罪的,是不會犯法的。盡管官僚們可能會不負責任地胡來,可能會愚蠢地制造各種錯誤。所以官僚在百姓面前的“待罪”意識,其本意只是在“懺悔”自己沒有能夠盡職盡責地讓皇帝滿意,讓皇帝放心,即辜負了皇帝對自己的信任和期望。因而,官僚在皇帝面前始終是有罪的。

  

  

   二、“待罪宰相”

  

  

   陸賈有云,“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保?5)這里強調的是宰相與社會穩定之間的關系,而非宰相與皇帝之關系。所以,陸賈所說是一種宰相的作用和功能。而由宰相與皇帝之關系所引發出來的“待罪宰相”觀念則屬于宰相的身份和地位??贍苷腔謖庵幀按鐫紫唷鋇鬧貧裙勰?,使得人們在將皇帝與宰相放到一起來說時,宰相幾無任何優勢可言,而完全變成被貶斥的角色。比如,爰盎對丞相申屠嘉說的一番話,傾向性就非常明顯?!氨菹麓喲?,每朝,郎官者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不可用,置之;言可采,未嘗不稱善。何也?欲以致天下賢英士大夫,日聞所不聞,以益圣。而君自閉箝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圣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保?6)愚而為相,且不自知,非罪而何?宰相是仰賴皇帝而為之,無論他是否愚且鄙,他都必須自罪其身?!按鐫紫唷本褪恰按髯鎩蔽?。他必須虔誠等待皇帝所賜予的“罪名”。從另一角度看,被皇帝賜“罪”,這本身就是一種莫大之榮幸。因為它意味著皇帝的信任和恩寵。

   就其類型而言,陸賈所說與陳平所說是兩種內涵有別的宰相觀念。前者是功能論的宰相觀,后者是身份論的宰相觀。當然,還有一種職權論的宰相觀,這就是所謂的“理陰陽”、“司百官”。而爰盎所說便大體屬于這種職權論的宰相觀。但從思想內涵分析,職權論的宰相觀仍然隸屬于身份論的宰相觀。(17)而就我們的論域來說,功能論的宰相觀顯然并無特殊的思想史價值,相形之下,由“待罪宰相”而引發出來的宰相身份意識和情感認知卻倒是更值得探究和深思的問題。

   劉澤華從宰相觀念角度對官僚“待罪”意識有所提示?!案ㄗ艟?,宰制天下的宰執者們,位高、勢尊、權重,號稱‘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這批高官最初被稱為宰、太宰、冢宰等,原本都是家奴總管的稱謂?!字湊咼峭范セ諶促橘朐詰弁醯慕畔?,口稱‘待罪宰相’,甘為臣妾奴仆?!保?8)在這里,作為官僚之首的宰相由奴而罪的觀念脈絡依稀可見。

   不過,依我之見,“待罪宰相”一方面反映出一般性的官僚意識,另一方面又體現出皇帝對宰相的特定要求。(19)它要求宰相能夠為皇帝全力承擔過錯,哪怕這種過錯完全是由皇帝一人所犯下的。而這就意味著,宰相在客觀上可能是“有罪”的。顯然,在這種皇權主義的宰相觀念中,所謂“待罪宰相”一說并不僅僅是一種宰相的自我警醒意識和自我?;け灸?,它已不是一種心理,而是一種實際。即,“待罪宰相”它所暗示出來的觀念就是指稱宰相是“有罪”的。從邏輯上說,宰相之“罪”恰恰在于這就是他的職責,即宰相的職責就在于他必須使自己成為一個“有罪”之人,從而使得皇帝永遠“正確”,永遠保持“正面”形象,而為人們所尊崇。

   所以丞相是首先為皇帝過錯承擔責任的人,即丞相是皇帝在遇到麻煩時所需要的首選替罪羊。這種宰相觀念在秦帝國就已經成為皇帝統治策略的一部分。比如,二世指責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將軍馮劫,“今朕即位二年之間,群盜并起,君不能禁,又欲罷先帝之所為,是上毋以報先帝,次不為朕盡忠力,何以在位?”于是,“下去疾、斯、劫吏,案責他罪?!保?0)皇權政治要求宰相必須隨時能為皇帝分憂解難,否則宰相就是不稱職的,就是有罪的。而這也就意味著,宰相必須準備好為皇帝承擔各種莫須有的罪名。所以“待罪宰相”作為一種制度規定,要求宰相必須時刻無怨無悔地等待著被各種罪名加諸其身。

劉邦雖是無賴皇帝,對此種觀念卻心領神會,別具只眼。首先由于他疑心過重,迫使相國蕭何為了自保而不得不采取“多買田地,賤貰貸以自污”的策略。進而,由于蕭何為民請地,劉邦便“下相國廷尉,械系之”。當有人問他,“相國何大罪,陛下系之暴也?”劉邦的理由是,“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豎金而為民請吾苑,以自媚于民,故系治之?!保?1)其意思是,宰相的職責就是為皇帝擔待罪名,倘若宰相不這么做,那恰恰說明宰相確實是有罪的。在劉邦看來,討好民眾,向百姓獻媚,這本身就非宰相職責所為。因為他不是在為皇帝分憂,而是在同皇帝爭功。有人告訴劉邦,“夫職事茍有便于民而請之,真宰相事?!備慰?,“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保?2)這兩點已經將劉邦的觀點駁倒。(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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