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戈:史失求之野 ——中國古代野史觀念研究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405 次 更新時間:2017-12-31 22:07:15

進入專題: 野史   正史   實錄  

雷戈 (進入專欄)  

  

   【摘要】從歷史源流看,先有野史,后有正史。但在人們習慣印象中,似乎先有正史,后有野史。宋人首先察覺到了《春秋》自身固有的某種原始性的野史身份和來源。這使得宋人對野史的認知不但達到了一個新水平,而且還深刻引發了一種新經史學觀念的形成。在宋明人士人看來,野史等于口碑,政治真相不是官場的口水戰,而是民間的口耳相傳。

   【關鍵詞】野史,正史,實錄。

  

  

   一

  

   一般而言,“野史”是個半經半史的合成詞。這個詞源學事實決定了對“野史”的定義必然也是經史學的復合要求。而且許多時候,其間的經史學分別并無明顯界限。在某種意義上,把“野史”解釋為人,或人身上的某種品質或德行,是經史學中的一個悠久傳統。比如,元人金履祥把野史解說成人,而且是不同的人?!耙埃ㄓ探袼自啤迦恕┦罰ㄓ探裱浴娜恕?。張文潛謂,‘今之所謂儒者,務博記,尚文辭,乃古之所謂“史”也?!盵①]又如,清人陸隴其將野史解說成人的某種品行?!襖裼幸災飾笳?,有以文為貴者。此‘質文’二字宜皆從外邊說,故以偏勝者為野史,而彬彬者為君子。若質訓做忠信誠愨,文訓做藻繢華飾。誠信忠愨正是極好處,豈同于野而不得為君子耶?要知文質皆本此心來,而質文之用自宜,相濟而不可偏勝也?!惺侵首勻揮惺俏?,有是文乃見有是質,故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原著一勝字不得,庸知夫野之獨愈于史乎?故彬彬然后為君子,又曰:與其史也,寧野?!盵②]這種解釋意圖顯然在于貼近孔子?!爸適の腦蛞?,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盵③]史的原始義就是史官。文質野史排比連用,用于說明君子品行。整個句子明顯構成一種對人的特殊定義。所以,人們將野史與人聯系起來,的確是一種很正常的解釋學邏輯。

   盡管如此,這種正常解釋卻并非中國史學文化的主流。人們一般還是習慣于將野史看作史書。這更符合人們對野史的通常認知。對野史性質的界定和起源的探討,直接關乎對中國史學的基本認識。從歷史源流看,先有野史,后有正史。但在人們習慣印象中,似乎先有正史,后有野史。春秋時代,有國史,無正史。國史衰落,野史崛起?!洞呵鎩肥塹諞徊空揭笆???鬃郵塹諞桓鲆笆芳??!洞呵鎩肪鬃又侄巳黿錐蔚難莼?,并扮演了三種角色。先是國史,繼而野史,最后圣史。這就是野史視野下的《春秋》三部曲。

   在中國史學史上,宋人首先察覺到了《春秋》自身固有的某種原始性的野史身份和來源。這使得宋人對野史的認知不但達到了一個新水平,而且還深刻引發了一種新經史學觀念的形成。宋人將野史的起源上溯到春秋戰國時期?!白笫現黨鲇諞笆?學經者所不取,然時有合于經,則君子所不廢?!盵④]“左氏之說出于野史,以其所聞之說,取經文之近者,偶而合之,故亦時有得其實者。學者見其偶合,遂以為左氏國史,經自國史出也,左氏不可不信則失之果?;蛘哂忠善洳緩險咧?,而就者多,則謂左氏皆誣誕之詞。無足取則失之疑,果與疑二者均未安。要之,以經為正,而左氏之合者,亦時取之可也。愚今因城小谷之事,而知左氏非國史,以其所聞,取經文之近者,合之審矣?!盵⑤]

   陳傅良有過更為詳細的論說,他在梳理出《春秋》經傳脈絡的同時,將野史作為先秦史學譜系中的一個必要部分。

   昔夫子作《春秋》,博極天下之史矣,諸不在撥亂世反之正之科則不錄也。左氏獨有見于經,故采史記次第之某國事若干,某事書,某事不書,以發明圣人筆削之旨云爾,非直編年為一書也。古者事言各有史,凡朝廷號令與其君臣相告語為一書;今書是已被之弦歌,謂之樂章為一書;今詩是已有可藏焉,而官府都鄙邦國習行之為一書;今儀禮若周官之六典是已,自天子至大夫氏族傳序為一書;若所謂帝系書是已,而他星卜醫祝皆各為書。至編年則必序事如《春秋》,三代而上僅可見者周譜,他往往見野史、《竹書》、《穆天子傳》之歟。自夫子始以編年作經其筆削嚴矣。[⑥]

   明人沿襲了這個說法。認為春秋戰國的野史也成為《春秋》三傳的基本來源。而且春秋野史與《春秋》經傳的關系同后世的正史與野史的關系非常類似。

   左氏謂子駟使賊夜弒之,而以瘧疾赴于諸侯,舊史不能明言其弒,圣人不輕以傳聞定人,不赦之辟,其說亦通,而公羊曰“為中國諱”,谷梁曰“不使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則是舊史本書弒,而圣人故諱之以書卒,信然?!蠐杏胛哦較喔嬗镎?,于是稗官野史或為紀載,而三傳因之。若圣人因魯史作《春秋》,闕疑而慎言之,固不狥道路之口輕加人,以覆載不容之罪。然特起未見諸侯之文,則隱然有死,不可知但憑其赴之意矣。宋太祖之崩也,有戳雪之疑,當宋世而傳之矣。然使修史者直信而書之曰“㶢義弒其君”,抑豈可哉!寧失不經,勿殺不辜。圣人之慎,圣人之忠,恕也。[⑦]

   清人姜宸英把野史和實錄相對,并把實錄追溯到春秋時的的典策,把野史看作是春秋時的簡牘。所謂簡牘就是指那些并非出于正式君命的遺聞軼事。

   《左傳》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杜注云,“承其告辭,史乃書之于策,若所傳聞行言非將君命,則記在簡牘而已,不得記于典策?!貝爍侵芾裰芍?,按策書存國之大體,故宜略。簡牘載四方之傳聞,故宜詳。二者之史,缺一不可。后世實錄,則策書之類也,而簡牘無聞焉。實錄所書又不實,然后野史以興,究其原,亦簡牘之類與。[⑧]

   朱彝尊也認為,先秦的史書不乏野史。甚至一些公認可信度高的史料也在某些地方被認為是出自周代野史。

   《世俘解》言,凡憝國九十有九,馘魔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則嬴秦之暴不酷于此也?!豆偃私狻費?,設之謀以觀其智,示之難以觀其勇,煩之事以觀其治,臨之利以觀其不貪,濫之樂以觀其不荒,醉之酒以觀其恭,從之色以觀其常,則儀衍之詐不深于此也。又奚謬盭若是故,或謂戰國時纂輯,出逸民隱士之手,然閱其云智勇害上,不登于明堂,則晉狼瞫稱之綿綿不絕,蔓蔓若何,毫末不掇,將成斧柯;則蘇秦引之夷羊在牧,蜚鴻滿野,則史遷周紀引之其書,似出春秋戰國之前,抑周之野史與未可知也。[⑨]

   當然,與此同時,還有另外相異的說法。比如,宋人黃震嚴格區分了六經正史和野史的界限?!傲蔚樂?,諸史行事之龜鑒,固非山經海志,野史小說,神仙傳天竺書,索隱務竒之為博也?!盵⑩]清人顧棟髙也斷然拒絕了宋明人的這類說法。認為《春秋》經傳不合,《左傳》有《春秋》無的內容,必定是《左傳》輕信了野史記載。

   莊十二年,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據《左傳》華督亦見殺,督為正卿。宋之赴告,自必先于牧。此是魯史書之,而圣人削之也。近日毛大可氏乃云,“此是宋人不赴,故不書。若云孔子削之,是絕人自新之路?!薄蜻本蠖?,豈有可改過自新之理。堯篡帝摯,衛武弒其兄和而自立,此野史誣㒺之言,豈可信乎!此過執《春秋》因魯史之言而失之者也。[11]

   還有些學者對野史的價值則表示根本的懷疑。比如,黃宗炎說,“讀《春秋》而搜七十二國之野史,以考會盟征伐之異同,非愚則妄矣?!袢斬巫斡諏?、歸蔵、太卜之書,是求逸詩于石鼓,逸書于冢壁,采野史于晉乘楚梼杌,其不為君子所笑乎?”[12]

  

   二

  

   在中國歷史上,野史共出現了三次高峰。分別是,六朝、兩宋和明清。只是六朝野史幾無剩余。除了《三國志注》中保存下來的少量野史外,對野史本身卻毫無認知和評論。宋明以后,隨著印刷術的普及,私人作史的成本更為低廉,野史的撰寫和出版也有了更為便利的條件。無論野史的數量還是質量都大為提升,也無論野史本身的內容還是對野史的評價,人們都有了長足的長進。這主要表現在人們對野史似乎充滿了越來越多的正面評價和價值期待。在某種意義上,這應該是中國古代史學史的一個新的共識。

   野史雜說多有得之。[13]

   稗官野史雖小道,必有可觀,求其實焉耳。[14]

   其事無一合者,且不能舉其名,何以稱野史?[15]

   伏觀臣家之藏詔,究其次第,而后知野史之載為可據。[16]

   野史《北盟》之載,若合符契,則檜之矯詔信矣。[17]

   宋故史紀載詳備,今史氏勢不得盡削,而野史雜記當參證者,不可勝數。[18]

   大體說來,從內容看,人們對野史的評價標準主要包括三點。一是史料價值。比如,四庫館臣對一些野史的評論是,《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為南渡以來野史之最詳者”,“言宋事者當必于是有征焉?!盵19]《四朝聞見錄》“南渡以后諸野史足補史傳之闕者,惟李心傅之《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號為精核,次則紹翁是書”。[20]《紀元彚考》“凡史傳之外,稗官野史有闗考訂者,悉搜采補入”。[21]一是史書體例。四庫館臣對某些野史作了這樣一些評論:《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其大綱細目粲然悉備,為史家之巨擘”。[22]《雙槐歲抄》“其書首尾貫串,在明人野史中,頗有體要”。[23]“明季稗史雖多,體裁未備,罕見全書,惟談遷編年、張岱列傳兩家,具有本末?!盵24]《西村集》“第五卷皆明初諸人列傳,敘次簡明,疑其欲為野史而未就也”。[25]一是史學才能。比如,李燾“《長編》之作,咸稱史才,然所掇拾或出野史,《春秋》傳疑傳信之法然歟?!盵26]

   從時間看,中國古代對野史的認知以宋為界,可以劃分為前后兩個不同的階段。雖然唐人陸龜䝉也曾說過,“將提新書,抱野史,上干天子之有司?!盵27]但宋以前,野史觀念確實模糊不定,至少現有文獻并沒有提供足夠清晰的線索可供分析。自宋始,野史觀念突然變得明晰起來。談論和關注野史成為一件平常之事?!拔奈笆?,播在聲詩,潤色幽光,鼓吹盛美?!盵28]更重要的是,人們已經形成了一個普遍共識,即充分肯定野史的價值,認為編寫歷史必須充分容納野史的記載。比如,岳珂評論說,“夫史館,所大據依者國史日歷,而旁證者野史雜記,所進實錄必以是為本?!盵29]這是將野史納入了國家史館,認為野史是修纂國史、編纂實錄必不可少的史料。元人牟巘認為,

   野史雜錄尚矣。疑傳疑,信傳信,為史者網羅散失,率多取焉,否則參稽互質焉?!芄骱鲆浴鍍攵壩鎩肥居?,豈尚以故意待之耶?公謹生長見聞,博識強記誦之,牘存于篋,以為是編所資取者眾矣。其言近代事特詳,蓋有余之所未聞,或聞而不盡同者,乃自托于野何居。文勝質則史,質勝文則野。與其史也,寧野。野固非所病也,況禮失求之野。謀之野而獲,何獨史而不然。他日任筆削者,儻有取詎,不能補史氏之缺而發其所諱乎?[30]

伴隨著野史范圍的擴大,許多官府文獻遺跡也納入了野史范圍,比如,“舊章壁記,記其官敘,野史之流也?!盵31]這強有力地刺激了宋元人自覺搜集野史的史學意識,比如,吳師道自述,“予疇昔好聽遺老之談說,見稗官野史有可以偹紀述者,輙不忍棄,……皆錄藏于家?!盵32]進而,宋明人還逐漸形成了一種撰寫史料以備野史采擇的自覺意識?!敖骷推涫?,以偹野史之拾遺云?!盵33]“因以書事,待野史之詢采?!盵34]“援筆以紀,待編野史者采焉?!盵35]“三寸舌沃萬乘渴,一一編摩為野史?!盵36]“侍蹕憂憤,林野凄酸,二詩備野史?!盵37]有人甚至認為,野史已經成為心目中最可信的史書。所以,秉筆直書的目的不是為了編寫正史使用,而是為了撰寫野史使用。比如,明人程敏政說,“晚生孤陋筆力萎,凡不能盡其懿而發其潛,以上為府君之重萬一。然據事直書以備異日野史氏之采擇,(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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