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戈:理論與實踐:后戰國合法性觀念研究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379 次 更新時間:2018-01-02 13:49:07

進入專題: 自然法   合法性   王道-王法  

雷戈 (進入專欄)  

  

   【摘要】如果說西方是自然法,中國就是“王道-王法”。中國政治思想史上的合法性觀念是一種內涵模糊、邊緣不定、作用有限的思想意識,它既不是一種有體系的理論,也不是一種有價值的觀念。所以,結論是,合法性觀念在中國政治思想史上向來是一種弱勢觀念,是一種弱性思考;而且在許多時候,它往往被強勢的合理性觀念所取代和覆蓋。

   【關鍵詞】自然法,合法性,王道-王法。

  

  

  

   一、自然法與王道-王法

  

   為了闡明問題,我想首先提出一個基本預設,即中西方對自然狀態下的人都有一個基本的價值預設。這個價值預設決定了中西方各自的政治理念之分殊。因為我們今天并不知道國人如何從自然狀態進入文明狀態,古人也不知道。但就常理而言,古人和我們一樣,都有一種正常的求知欲望,而且他們也會根據自己的知識、理解和想象來構制出自然狀態下人類生活的各種觀念圖景。對于我們現代人來說,這種觀念圖景便包含有古人思想和心靈的全部秘密。一個文明民族的政治思想的基因圖譜很可能就在這里。

   如果說西方是自然法,[①]那么中國就是“王道-王法”。[②]依據自然法理念,在自然狀態下,人們依照自己的理性生活,所以每個人的生活都成為整體和諧的一部分。同時,人人都擁有一些最基本的平等權利,為了確保大家的共同利益和生存秩序,需要自愿簽訂一個條約。這個條約要求每個人自愿轉讓出一部分權利,把它交付給一個大家自由推選出來的人手里,由他來管理這部分公共權力。當然,如果他濫用手中的公共權力,大家有權把他罷免。顯然,在這種自然法理念中,理性、法律、權利、契約、程序、政治、階級和階級意識都包含其中。而我們所要討論的合法性觀念正是從這里生成出來的。如果再繼續深入考究的話,我們會發現自然法的哲學基礎是最古老最有影響力的學說之一“原子論”。[③]

   依據“王道-王法”理念,在自然狀態下,人們都像動物一樣生活,時刻面臨著自然的威脅。只有一個最早的圣人為人們發明了某種實用性的東西,建立了一種基本的生活秩序,于是這個圣人就成為人們的領袖。在這一過程中,滋生出來的不是每個人的平等權利,而是某一個人的專斷權力。依據“王道-王法”,人們無權做任何有違或改變現實秩序的事情。順應王道,遵從王法是每個人必須做的事情。顯然這種理念構想絕對無法產生出我們現在所說的政治合法性。這種“王道-王法”理念的哲學基礎則是中國最古老的“混沌論”。

   如果說自然法的本質是權利,那么“王道-王法”的本質就是權力。權利產生“政治權”,權力產生“統治權”。政治權利產生階級,政治權力產生等級。階級的產生肯定與社會分化有關,但僅僅是社會分化還并不足以產生階級。[④]當社會分化具有一個權利觀念的背景和傳統時,階級才會產生。所以在春秋戰國,雖然有相當劇烈和深刻的等級分化和功能分化,[⑤]但由于缺乏一個傳統的政治權利的觀念背景,故而秦漢之后,它所造成的一般結果是,社會階層之間的等級界限變得更加模糊和不確定,不同階層之間的上下流動和變遷也更為迅速,但具有明確的自我政治權利意識的階級卻始終沒有產生。這樣,在改朝換代之際,一些大規模的動亂和民變,雖然卷入和脅裹進了各個階層的人士,但它始終不具有一種自覺的權利意識和階級意識,也從來沒有發展出一種新的政治觀念。其結果則只能是,不論成功還是失敗,它都不具有階級斗爭的積極歷史作用。因為它從未使弱勢群體產生絲毫的階級意識,也就是權利意識。所謂權利意識,其基本含義就是,階級斗爭的雙方都承認一個基本的政治共識,即,雙方都擁有一些必然的合法的政治權利。

   但問題是,這種基本的政治共識本身是如何形成的?在這一過程中,理性究竟起到了一種什么作用?不過,我推測,權利概念和理性有著內在的連帶關系。它源于古希臘人的天才和創造。古希臘人憑借自己的智慧,把階級斗爭規范成為一種理性化和合法化的政治斗爭形式。[⑥]從古希臘人開始,階級斗爭沿著政治權利的邊際線逐漸擴張著人們的政治自由和政治民主。西方歷史的長時段顯示出,它是一個相當有序的合理化過程。就一般而言,階級斗爭的直接結果往往是達致政治平衡。而這種政治平衡一旦落實為一種政治制度,并由相應的法律規則固定下來,那么,它就自然而然成為民主制度和民主進程的一部分。

   從這個角度看,在西方,階級斗爭的確推動了歷史進步。因為西方具有政治權利的觀念和傳統,所以階級斗爭的直接結果總能使雙方找到權利的平衡點,從而確保各自的政治權利。這實際上就是政治自由的自然成長過程。[⑦]從總的歷史演進趨勢看,通過階級斗爭,弱勢階級的政治權利和政治自由確實在逐漸擴大并得到制度性保障。在中國,沒有任何一個階層和利益集團是有合法的政治權利的。首先,地主和農民一樣,都沒有自己合法的政治權利。[⑧]故而二者都是被統治階級。作為被統治階級,地主和農民之間的矛盾并不構成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⑨]其次,官僚也沒有自己合法的政治權利。所以,中國沒有西方意義上的階級,[⑩]更無西方意義上的階級斗爭。農民“起義”不是階級斗爭。因為階級斗爭是合法的政治訴求。它有兩個本質特征:從形式上看,必須具有政治綱領;從目的上看,必然要求政治權利。而這兩點,農民“起義”都不具備。農民“起義”既沒有一個政治權利的觀念背景,而且也不要求一種相應的政治權利,所以它不能算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階級斗爭。[11]正因如此,農民“起義”雖然有著種種難以避免的客觀的復雜原因,但它的直接結果就只能是改朝換代,而不是推動歷史進步。[12]在中國,產生階級和階級意識,只是近現代的事情了。

   將以上論證歸納起來,其簡明圖式如下:

   原子論→自然法(所有人-理性-權利-契約)→政治權→階級→階級意識和階級斗爭→政治權利的擴大→確保個人自由。

   混沌論→王道-王法(圣人-智能-功德-認同)→統治權→階層→等級觀念和等級分化→統治權力的擴張→確保個人專制。

   更簡明的圖式則是:

   原子主義→自然法→每個人的平等權利;

   混沌主義→王道-王法→一個人的絕對權力。

   簡言之,自然法一下子就理清了社會和國家之間的前后隸屬關系,而王道-王法則從一開始就完全顛倒了二者之間的這種正常關系。

  

   二、契約論與革命論

  

   基于以上分析,合法性[13]只能是純粹西方的產物。它是從自然法理念中引申出來的觀念。它不屬于政治思維的必然邏輯,也不屬于政治思想的必然內容。但對于中國政治思想史而言,問題仍然存在。比如,政治的核心是權利,政治思想的核心是權利概念,如果沒有權利概念,政治思想又是何以可能呢?在我看來,權利概念要比合法性概念更為基本。所以不追問權利,而糾纏合法性,恐有失之本源之嫌。但在中國,權利概念和權利意識之闕失當為不爭之事實。既然如此,合法性觀念又是何以可能產生呢?

   首先從學理上看,合法性本義是指得到法律的授權,所謂政權合法性意味著任何一種有效的統治都必須經過被統治者的同意,都必須得到被統治者的認同。[14]因而,政治合法性實質上是一種(被統治者)同意的政治。這就意味著被統治者具有一種必然的政治權利。而權利概念在中國人的政治思維中是根本不存在的。既然權利概念和契約論傳統在中國政治思維中均付之闕如,那就很難說中國歷史上確實有合法性這種東西。

   其次從常理上看,我只有首先知道我有什么權利,我才能準確判斷你的行為是否侵犯了我的合法權利,即你的行為是否合法。顯然,合法與否根本就是與我的權利直接聯系在一起的。舍棄權利來談論合法,豈非無的放矢?

   但如果我們把標準放寬,“用‘合法性’指稱基于某些社會共同價值而對統治者及其活動的擁護,以及對特定統治者的認定?!盵15]那么對中國政治思想史上的合法性觀念倒是可以多少談論一番。[16]與西方法理性的“契約論”[17]相比,中國人所謂的政治合法性本質上就是一種暴力性的“革命論”。而真正的合法性則必須建立在契約論的基礎上。它要求統治者所采取的任何一種統治事先都必須征求被統治者的同意。即一種統治只有包含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雙方的共同意愿才是合法的。一種合法統治意味著必須通過某種契約的方式在雙方之間找到利益的平衡點,達成一致,從而完成統治合法性的既定程序。所以,政治合法性本質上只能是意志自由的產物。而中國,則根本沒有契約論的傳統。任何一個統治者事先都無需征求被統治者的同意。更重要的是,就連這種意識都沒有。那么國人究竟是依據什么來認定一種統治是否具有合法性呢?在“天命”、“正統”、“德性”這些說詞后面,國人最為看重的還是結果。雖然在最終結果產生之前,人們似乎也需要一種類似的說詞來撫慰自己的心理空虛,以便作為自己信念和選擇的一個憑據。但只有把這些說詞同占有天下的最終結果聯系起來,才有實質性意義。沒有天下,何來天命?有了天下,天命自然如影隨形。也就是說,如果“天命”、“正統”、“德性”這些說詞不附屬于占有天下這一實際結果,那它就不具有真正的合法性價值,就不能產生合法性論證的真實效應。

   顯然,在國人的合法性語境中,起決定性的是能否打下天下的足夠實力。打天下坐天下是這種政治游戲的自然規則和統治方式的叢林邏輯。它的潛臺詞是:誰得天下誰就應該得天下。[18]即無論誰得天下都是天然合法的。他的統治合法性來源于他得天下這個既成事實。如果僥幸統治的時間稍稍長久一些,那它還會進一步由合法而演化為神圣。

   這種政治理念顯然不是契約論的,而是革命論的。契約論可以產生合法性,而革命論則絕不可能產生合法性。契約論看重的是前提和程序,革命論看重的是結果和過程。契約論考慮的是事先所定條件對雙方是否公正公平,革命論考慮的是最終結果我能否“革”掉你的“命”。革命論所蘊含的政治理念不是看你上臺之前是否征求過我的意愿,而是看你上臺之后是否能讓我吃上一口飯。但我相信,這種政治理念不是某種理性思考的必然結果,而是歷史演化的自然結論。不是人們經過精明計算和理智考慮之后發現我的任何意愿對任何人上臺都不起任何作用,誰也不會真正看重我的想法是什么。而且,統治者征求被統治者的意愿對統治雙方誰都沒有好處。對統治者來說,它意味著統治成本的無限增加;對被統治者來說,它意味著隨時可能會對自己帶來某種不測之禍。由于全面考慮到了這些,所以被統治者才主動而又自覺地放棄了有可能對統治者施加某種影響的自我權利。

我相信,真實的歷史過程不是這樣的。這種想法把事情過分理想化了,也把事情過分復雜化了。其實,歷史實際很可能相當簡單(甚至簡單得出乎我們的預料):打的過就算贏,打不過就算輸。打之前,開打雙方根本沒有必要征求觀眾的意見,什么時候打,用什么規則打。反正就是這樣,打來打去,誰打過誰誰就是老大。所謂“提三尺劍取天下”,所謂“馬上得天下”,所謂“馬上天子”,都是這個意思。它講究的是實力,而不是道理。[19]所以沒什么道理可講??蛩揭約骯壑詼源瞬⑽薅???蛩揭約骯壑誥妥槌閃巳逯泄?。它是全體中國人政治理念的共同邏輯。這種政治理念不看重統治者實施統治是否充分體現了被統治者的意志自由,而是看重統治者行使權力能否基本保障被統治者的生活需求。所以,這種政治理念根本不包含有合法性的契約意識。它與合法性無關。它不從合法性角度去看問題。它對任何一個政權都不作合法還是非法的兩極判斷。(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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