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奎松:研究歷史,需要悟性和想象力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3319 次 更新時間:2019-04-29 23:22:19

進入專題: 歷史研究  

楊奎松 (進入專欄)  

  

一.拿著“法學”學位開始研究歷史


   我小學三四年級以后,父親就給我灌輸上清華,學工科的好處。而小學音樂老師那時候也看上了我,認為我有唱歌的條件,因此定期給我輔導,讓我參加合唱隊,包括演節目,鼓勵我將來報考廣播學院附中??墑俏腋丈系轎迥曇恫瘓?,就爆發了“文化大革命”,成了“失學兒童”。以后跟著父親去了“五七”干校,多少個月起早貪黑跟著原國家計委委員廖季立把連隊的羊群趕到十幾公里以外的水庫灘地上去放牧。一年以后回北京分配進了工廠,從學徒當到學徒的師傅。一直到1976年四五事件中因為寫“黑詩”被抓進北京第一監獄看守所,我想我從來也沒有想到過以后會去研究什么學問。1977年從監獄出來,有了高考的機會,當時家里商量的也是將來要跟著父親向經濟學方面去發展。只是由于當時第一次恢復高考,高?;姑揮芯醚ёㄒ檔納柚?,因此頭兩個志愿報的是政治經濟學,是為正打。想不到頭兩個都沒錄取,最后歪著到第三志愿:歷史。所謂歪著,則是說我被錄取的其實還不是歷史,而是中共黨史專業。這個中共黨史專業,當時——今天恐怕也一樣——并不是史學的一個門類,它完全是一個“四不像”:既非史學,也非政治學,被劃在所謂政治理論專業,畢業時學位證書上卻寫的是“法學”學士。結果很搞笑,我知道中共黨史專業畢業的學生,不少都轉去法律系讀研究生。更有些學生,一天法律知識沒學過,僅憑著一張法學學士或法學碩士的學位證書,搖身一變就直接進了法律界,甚或當上了律師。

  

   影響我走上史學研究之路的原因很多,第一個原因是在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的授課中,還是有歷史課的設置,那個時候“文革”剛結束,給我們上課的還有個別資深的老教授,如鄭昌淦先生等。同時,黨史系里也還是有一些按照史學方法做研究的教授,包括我的論文指導教授楊云若、思想史教研室的教授彭明等。他們對我都有影響。第二個我認為最關鍵的原因,是因為中共黨史的學習,使我對許多歷史問題發生了興趣,同時當時條件下大量不顧史實的黨史宣教,也刺激了我想要從事中共歷史研究的意向。因此,大學畢業后我沒有再去讀學位,而是找關系進了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室做了《黨史研究》雜志的編輯。在1982年那個時候,中共黨史研究室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剛成立不久,資料條件還并不十分好,中共中央黨校因為歷史悠久,又是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和中央檔案館是平行單位,久有業務往來,因此從挖掘中共歷史文獻資料的角度,那里是最適合我們這種初出茅廬的年輕人的地方。我正是在那里,開始了我的史學研究之路。

  

   像我這樣不做古代史和文化史研究的人回答起來恐怕很不專業。但是,這又是我們這些正在做新中國建國史研究的學者人人都應該也必須要面對和研究的一個重大歷史問題。舉個最簡單的例子,我在讀新中國建國前后大批跨時代的歷史人物的書信時就有一個深刻的印象,即他們中許多人在1950年代以前和以后書信的稱謂及書寫格式,出現了極大的改變。以前歷史上一直延續下來的傳統的稱謂方式,即區別尊卑、長幼、親疏、大小等種種身份差別的書面敬語,1949年以后幾乎不復存在了,大家都逐漸改換成了最簡化的蘇式的“親愛的××同志”和“致以布爾什維克的敬禮”(或“致布禮”)之類的最西化的方式。影響到今天,許多年輕學生,連給老師寫信時該用“你”還是該用“您”都毫無概念。類似的這種改變,從穿衣戴帽到言談舉止,到接人待物,到婚喪嫁娶,乃至于到思維方式,幾乎都是顛覆性的。我經常想,當我們幾十年來堂而皇之地批判所謂“全盤西化”,大談所謂“中國化”,強調“愛國”和“民族”的時候,不知有沒有人意識到,其實在中國歷史上,1949年以后恰恰是中國被西化得最徹底的一個時代?

  

   至于說到個人,我相信,我們每個生活在這種已經變化了的社會文化空間里的中國人,都無法不受到這種傳統斷裂的沖擊和影響。而舊的傳統一旦喪失,新的觀念習俗就會滲入到人們的血液之中,怕是沒有什么課能夠補得回來的。因為,我們這里所說的任何一種所謂傳統文化,指的其實主要是溶化在億萬國人血液中的觀念、禮俗和行為舉止等種種習慣性的社會生活觀念和社會生活方式,它的延續多半是通過按照這些傳統方式生活的家庭和由無數這種家庭所構成的社會環境的習染,潛移默化地影響著社會上的每一個人的。一旦舊的傳統方式被外力強行中斷,或破壞,就一定會被其他非傳統的新的觀念、禮俗和行為方式所取代。當人們逐漸接受和習慣了這些新的觀念、禮俗和行為方式以后,你想通過改變某些書本的內容,或像于丹那樣按照她的理解水平去給老百姓灌輸一些經過她演繹的古代典籍中的思想觀念,去恢復國人久違了的傳統,實無異于癡人說夢。

  

   我不知道我自己的身上還有多少傳統的東西存在著。我很清楚,我和絕大多數中國人一樣,早已西化得不成樣子。我唯一覺得慶幸的是,我雖然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我卻從小生活在一個相對還保留了某些傳統禮俗的家庭里面。我很清楚地記得,從小外婆就手把手地教我和妹妹吃飯前如何擺筷子,爸爸的座位應該在哪兒,媽媽的座位應該在哪兒,外婆的座位應該在哪兒,我和妹妹的座位應該在哪兒。擺筷子時兩支筷子應當并攏擺齊,筷子尖應當沖里。爸爸媽媽回來得再晚,只要沒有事先說明,再餓也要等他們回來才能開飯??斐苑故幣醬筧私脅拋階狼?,坐在自己的座位上雙手還要放在桌下,既不能趴在桌上,也不能玩弄桌上的東西。要等爸爸媽媽動了筷子,小孩子才可以開始動筷子。吃飯時人再小也要把碗端起來吃,夾菜碗里的菜不能去亂翻,更不能挑里面自己喜歡吃的東西來吃,只能從面上夾;還不要把筷子伸到菜碗的另一側去,只應當夾菜碗朝著自己一側的那部分菜。嚼飯菜的時候還要把嘴閉起來,不能張著嘴叭唧叭唧弄出聲來……

  

   家里那個時候究竟有多少規矩,今天已經數不過來了。我很難說,這些都是傳統文化的一部分。但無論如何,我們的許多最基本的為人處世或接人待物的禮俗文化都是從這種家教和祖孫相處的耳濡目染中延續下來的。而這些又恰恰是今天我們這個號稱“文明”的新中國所極度欠缺的。傳統何以會斷裂?說起來也很簡單。因為那些在今天人們看來的繁文縟節,說到底都是富裕人家才會去講究的東西,窮人家多半是沒條件去學的??鬃鈾健安仲髯愣窠凇?;孟子所謂“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茍無恒心,放僻邪侈,無不為已?!苯駁木褪欽飧齙覽?。1949年以后,過去的富裕人家及其文化人不再主導這個社會,甚至成為被壓制的對象了,依附在他們身上的傳統文化自然也就連同他們的階級出身一起,被當成臟水一道潑掉了。即使像我外婆或父母那樣從小有意無意地還會對我們灌輸一些這樣或那樣的規矩,也無法在我們身上烙上多少傳統的痕跡。和那些從來沒有接觸到這種家教的孩子相比,我們可能充其量也就是在待人處世上稍多一些禁忌而已。

  

二.研究歷史的樂趣


   有人問我研究歷史的樂趣的是什么,我說最初的樂趣是“破案”。歷史研究有點像刑警破案,通過種種珠絲馬跡,深入發掘拓展,找到更多的線索,運用邏輯分析和推理,把所有能夠掌握到的歷史碎片串連拼合起來,最后組成一張相對完整的歷史過程圖,弄清什么時間、什么地點、發生了什么、發生的經過情形如何以及原因何在等等,從而揭示一個過去不為人所知或被人誤讀的歷史秘密。我剛開始從事這項工作時,每完成一篇論文,就都會有這樣一種成功“破案”的滿足感。

  

   但是,隨著自己研究的范圍越來越大,思考的問題越來越多,和讀者、學生之間的交流越來越直接,我就越發感到僅僅滿足于這樣一種職業的興趣是遠遠不夠的。我經常和同學們講“問題意識”的重要性,經常提醒年輕的歷史研究者要有強烈的現實關懷和人文關懷的精神,就是基于我自身和當今史學研究的某種?;諧齜⒌?。我們還在1990年代初就己經清楚地發現,現今的歷史研究由于社會學、人類學方法的介入,變得越來越重視微觀,重視下層。許多學生,甚至是學者的研究題目,恐怕連他們自己也不知道研究出來以后對這個社會有什么用處。我們那個時候做過粗略的統計,不要說大量地方雜志上發表的史學論文,僅以北京當時最好的《歷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上發表的論文來說,其中許多文章發表后,除了作者自己用來評職稱需要和極少數幾個因為要寫相關論文的學生會去讀一下以外,就成了廢紙一堆??墑?,在現實生活當中,又有多少歷史問題,或在實際上是必須要通過歷史研究來解答的問題,需要有人去研究??!為什么我們的學者不能把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把他們的聰明才智,針對我們現實生活中存在的和不斷涌現出來的各種各樣人們關心的問題,去做出比較深入和比較專業的解釋來呢?我的觀點是,我們每個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我們每個人的時間也都是有限的,如果我們確實是歷史研究者的話,我們有什么必要把時間浪費在那些對我們深入了解我們的歷史,認識我們的今天,幫助我們的后人更好地把握未來沒有意義的事情上面呢?而我今天研究歷史的最大的樂趣,就是我的每篇文章或每本書,都有相當多的讀者,而絕大多數讀者都能夠因為讀了我的文章和書而對歷史或現實有所反思和警悟。

  

三.記憶中的八九十年代


   1980年代我曾在三個單位呆過,在人民大學上學,到中共中央黨校工作,然后又回到人民大學當老師,1990年終于選擇去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那10年是我步入史學研究的開始,1985年和我畢業論文的指導教授楊云若老師合出了第一本書,即《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同時主編了三卷本的《社會主義思想在中國的傳播(資料集)》。那些年可以說主要精力都放在了查閱搜集各種文獻史料上面,當時還沒有用電腦,全部都用手抄卡片。教研室所藏資料,除了建國以后的部分以外,絕大部分都找來讀過,光是各種資料卡片,就做了萬張以上。那個時候也沒有科研經費一說,我們編資料集完全是自費,按照全國期刊篇目索引,全國各地所有藏有相關資料的圖書館,無論大小,幾乎都跑遍了。因為沒錢,全部都是坐硬座,有時還得站著。那個時候剛剛通過《檔案法》,中央檔案館也一度不得不對外開放,因此我給校領導打了報告,經過批準后,有空兒就坐上公共汽車往中央檔案館跑,一連跑了幾年時間。所有這些基礎的資料工作在下一個10年,即1990年代都見了成效。那10年,我從1991年開始,接連出版了6部專著。

  

記憶中的1980年代,是一個充滿了變化的10年。記得那個時候剛剛開始中共黨史大討論,什么意見都有,包括胡喬木在起草新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的初期,許多講法都十分大膽。中央檔案館那時的開放,也是他力推的結果。但嚴格說來,當時中共黨史的研究受傳統觀念的影響還較深。尤其是在新的決議發表之后,許多已經開始的討論受到了新的限制。而另一個方面,即對中國國民黨史的研究,在那個年代卻出現了一個高潮。隨著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的開放,中國國民黨史研究頓時成為一片待開墾的處女地,許多過去做中共黨史研究或中國革命史研究的學者轉去做國民黨史研究,(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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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近現代史研究通訊 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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