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欣 田豐:社會結構研究40年:中國社會學研究者的探索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821 次 更新時間:2019-05-07 09:08:48

進入專題: 社會結構   階層  

劉欣   田豐  

  

   內容提要:改革開放40年來,從社會分層的維度來研究社會結構,一直是中國社會學界的一個重要議題。有關研究呈現出從放棄關系性階級階層概念而采用階梯性階級階層概念、再重回重視關系性階級階層概念的“否定之否定”趨勢。對社會結構的探討,不但存在著階梯性模型與關系性模型,同一模型內部也提出了不同的觀點,揭示了轉型社會階級階層結構的特征和發展趨勢。一些學者的近期研究,基于中國轉型期的制度安排構造了較具理論性的階級階層分析框架,并檢驗了其有效性。然而,學界在本領域一些核心問題上的實質性對話還比較少見,無論對所提出的分層框架還是對所借鑒的基于發達社會的分析框架,其有效性都有待進一步評估。在分層結構轉型的動力、階層形成與碎片化的程度、基于國際比較認識中國階層結構特征等方面,仍有許多問題有待深入而具體的探討,甚至有不少盲點問題。

  

   關鍵詞:社會結構/階級/階層/階層框架/階梯性模型/關系性模型

  

   在中國社會學界,社會結構有廣狹兩種含義。廣義的社會結構概念含義十分寬泛,社會實體構成要素、社會規范、社會關系,均屬這一范疇(李培林,1992)。有學者把社會結構定義為行動者在社會互動中形成的相對穩定的關系①;或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占有一定資源、機會的社會成員的組成方式與關系格局,包括人口結構、家庭結構、組織結構、城鄉結構、區域結構、就業結構、收入分配結構、消費結構、社會階層結構等②。然而,不少學者認為,階級階層結構是社會的核心結構(李路路,1999;鄭杭生,2002a;陸學藝,2006a;孫立平,2006;李強,2010;李培林,2011),或把社會結構看作地位結構甚至直接與階級階層結構概念交替使用(李路路、王奮宇,1992;王漢生、張新祥,1993;鄭杭生、洪大用,1996;鄭杭生,2002b;李強,2010);而狹義的社會結構概念指的是社會的階級階層結構。由于廣義的社會結構概念涵蓋的內容十分寬泛,一篇綜述難以承載,故本文以狹義的社會結構為主,僅聚焦于國內學者過去40年間對中國階級階層結構的研究,且對眾多有關分層機制的重要成果也不涉及。本文圍繞以下議題展開:(1)分析視角的轉換,(2)分析框架的構造,(3)關于當前結構狀況的判斷。最后我們將做簡要總結和討論,指出未來值得關注的問題。

  

一、關系性階級階層概念的否定之否定


   現代社會結構,既可以用階級也可以用階層概念予以描述。前者一般與階級階層分析的“關系模型”相聯系,而后者則一般與階級階層分析的“階梯性模型”相聯系。但無論在國內還是國際學術界,對“階級”“階層”兩個概念,區分并不是十分嚴格。既有學者在階梯意義上使用階級概念(陸學藝,2002),也有學者在關系意義上使用階層概念(李強,1997;劉欣,2007,2018;張新祥,1993;鄭杭生,2002a)。視當前中國社會的階級階層結構為關系性結構的觀點(李春玲,2005b;李路路、秦廣強、陳建偉,2012;李路路、秦廣強等,2016;李培林,1995;林宗弘、吳曉剛,2010;劉欣,2005,2007,2018;陸學藝主編,2002;沈原,2006;孫立平,2003;張翼,2008,2016;鄭杭生,2002a),把不同社會成員之間的利益關系當作階級階層分析的核心議題,強調以社會成員之間的社會關系確定其階級階層位置。而把當前中國社會的階級階層結構描述為階梯性結構的思路(蔡禾、趙釗卿,1995;李培林,1990;李培林、張翼,2008;李強,2010;折曉葉、陳嬰嬰,1995)的觀點,則強調社會成員所擁有的資源量的相對多寡決定了人們在社會階梯中的地位。對“階級”“階層”概念的大小,也有不同的看法。有學者主張階級概念大于階層概念,可以在階級內部區分出下屬的階層(安建華,1994;馮同慶,1991;龐樹奇、仇立平,1989;王訓禮,1988;趙喜順,1988),有的學者則主張階層概念大于階級概念,階級只是一種特殊的社會階層(王煜,1988)。梳理過去40年間中國社會學界對“階級”“階層”的使用,并不能得到階級是關系范疇而階層是資源占有量階梯差異性概念的結論。但是,無論是使用階級還是階層概念,為了保持理論邏輯的清晰性,既有的關于現實社會的階級階層分析,要么采用“階梯性模型”要么采用“關系性模型”(劉欣,2018)。總的看來,過去40年間,中國社會學者對轉型期社會結構的分析,呈現出從放棄關系性階級階層概念而采用階梯性階級階層概念、再重回重視關系性階級階層概念的“否定之否定”的趨勢。然而,這種趨勢并非界限分明的階段劃分,上述“否定之否定”是一個交叉重疊的過程。

  

   1.放棄用關系性模型描述中國社會結構 改革開放前的階級階層分析,深受“以階級斗爭為綱”基本方針的影響,階級關系是圍繞著剝削、壓迫和斗爭來界定的。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結構形成了“兩個階級一個階層”的基本框架,即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知識分子階層。知識分子由于不直接參與生產過程,并不構成一個獨立的階級,而是一個依附于其他階級的階層,但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深入,知識分子將逐步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剩下的不屬于兩個階級的社會成分,均被歸為階級敵人,包括舊社會殘留下來的地主、富農、資本家、反動軍人,以及后來出現的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和資產階級當權派等③。在社會學界,一直到1980年代中后期,都能看到“兩個階級一個階層”框架的蹤影(何建章,1986;王頡,1987)。改革開放以前的中國社會,是一個試圖通過經濟上的“大躍進”和政治上的階級斗爭,而成為消滅生產資料和財富私人占有的無階級社會④。在當時的社會結構中,按行政權力分層或政治身份分層成為唯一的分層體系,幾乎所有的社會成員都是參照這一體系來確定自己的地位的⑤;又由于計劃經濟在分配上具有較強的平均主義色彩,社會成員之間的不平等是相對較小的⑥;呈現出西方社會學者所觀察到的去分層化(destratification)情形⑦。一些學者認為,中國改革開放以前的社會分層結構具有城鄉分割的身份制、城鎮就業者的干部—工人身份制、干部級別和官本位制、單位身份制等特征(李路路、王奮宇,1992;李強,1996,2003;林宗弘、吳曉剛,2010)。

  

   中國社會學的恢復重建,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是在拋棄“以階級斗爭為綱”、確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中逐步進行的。社會學恢復重建之初,可能是出于對強調階級間剝削壓迫關系以及階級斗爭擴大化經歷的逆反,雖有一些學者使用關系范疇的階級概念(何建章,1986;王頡,1987),但大都傾向于采用階梯性的階層概念來描述中國的社會結構(蔡禾、趙釗卿,1995;李路路、王奮宇,1992;李強,1993,1996;仇立平,2001;吳忠民,2004;鄭杭生,2002b)。不少學者都認為,“兩個階級一個階層”的框架已不適用于改革后的情形,有的學者甚至直接否定階級概念而代之以階層概念,或者強調階層概念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比階級概念更具有適用性(李培林,1995;王煜、雷弢,1988)。鄭杭生(2006)就主張,在分析改革后的中國社會結構時,作為關系范疇的階層概念更具適用性,可以把階層范疇看作一種適度淡化的階級概念并取代階級概念。這是因為:第一,“文革”中“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方針,極度扭曲了階級概念的含義,這種扭曲使人們擔心“以階級斗爭為綱”會卷土重來。第二,改革后中國社會出現了不能或很難用針對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概念來概括的社會群體,學界需要尋求能包容階級概念內容的范疇。第三,在建立社會主義社會之后,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應該轉變成一種維護建設型的社會學理論,淡化階級斗爭才能逐步減緩社會張力,增強社會整合。李培林認為,改革開放前,在社會主義和平建設時期,特別是“反右”和“文革”時期,階級斗爭一再被簡單化、擴大化,通過“劃階級、定成分”的方式,制造了人為的“階級矛盾”;中國社會學者放棄階級概念而采用階層概念的做法,很大程度上是為了有別于在政治上“劃階級、定成分”的做法⑧。伴隨著階級斗爭、沖突思路的淡化,中國社會學界由傳統的階級分析轉向了更重視階層分析的視角⑨。

  

   2.采用階梯性模型描述中國社會結構 1980年代后期,尤其是在1990年代和新世紀的最初幾年里,中國社會學界主要是使用“階層”概念對轉型社會的階級階層結構進行描述和分析的。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方針取代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方針后,社會基本矛盾被界定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在這一基本思想指導下,由生產資料私有化所產生的私營企業主和自雇者等,不再被視為階級敵人;階級階層之間所存在的是社會資源占有量的差異,而非利益關系,尤其是沖突性的利益關系。因而,如何呈現轉型期的階級階層整體輪廓,在階級階層框架中給新出現的社會群體一個定位,成了一個重要議題。在這一時期,雖有一些學者試圖通過修正“兩個階級一個階層”框架,將新出現的社會群體納入階級階層分析之中⑩,但是,大多數的研究者則放棄了這一框架,轉而借鑒了韋伯的多元分層理論,或者以職業聲望、社會經濟地位指數為基礎的“階梯性模型”進行階層分析。總的看來,學界是在“階梯性模型”意義上使用階層概念的。但是,也有一些學者為了避免階級概念的敏感性,在關系范疇上使用階層概念。學界在使用階梯性模型描述中國社會結構時,形成了三種不同的思路:(1)以職業為基礎進行階層劃分,或以職業聲望得分、職業社會經濟地位指數描述階層結構;(2)以職業、教育和收入為指標的多元標準的階層劃分;(3)以收入和消費為指標對社會成員進行階層劃分。

  

   一些學者以職業類型、職業聲望作為階層劃分的基礎,或者直接用職業聲望、社會經濟地位指數連續變量來描述階層結構。這些做法,實際上是階級階層分析的一種簡約化方法。在現代社會中,職業包含了對重要社會資源占有和使用的信息(11)。龐樹奇等(1989)擴展了“兩個階級一個階層”框架,把知識分子階層看作中產階級,再加上改革中新生的私營企業主和個體勞動者,區分了工人階級、農民階級、中產階級以及有限制的資本家階級四個階級。他們進而綜合考慮職業收入、教育程度、生活方式、價值觀念等因素,分城鄉對中國社會的階層進行了劃分,認為農村社會由農民階層、家庭非農經營者階層、工人階層、專業技術階層構成,而城市社會由工人階層、服務性工作人員階層、管理者階層、專業技術人員階層、私有經營者階層、退休人員階層構成。陸學藝等認為,階層就是具有相同或相近職業,使用相同的生產資料方式和對所使用的生產資料具有同類權力的個體集合。他們以職業為基礎,并考慮使用生產資料的方式和對生產資料的使用權力,將中國農村居民劃分成13個階層:農業勞動者階層、農民工人階層、雇傭工人階層、智力型職業者階層、個體工商戶與個體勞動者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集體企業管理者階層、農村社會管理者階層(12)。張翼據職業地位高低,區分了7個階層:果農菜農糧農階層,農村專業戶階層,體力工人階層,商業服務業階層,辦公室辦事人員階層,專業技術人員階層,官員、國有企業經理和私有業主階層(13)。

  

有的學者則把職業聲望或社會經濟地位指數作為衡量階層地位高低的連續變量來描述階層結構,或者把職業聲望、社會經濟地位指數進行分組,形成上中下階層。比如蔡禾等(1995)根據職業聲望,將社會成員分為上層、中上層、中層、中下層和下層五類。(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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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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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江蘇社會科學》2018年第4期,第33-4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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