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理群:“農村發展組”:八十年代的改革互動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944 次 更新時間:2019-05-18 18:20:35

進入專題: 農村發展組   中國改革  

錢理群 (進入專欄)  

  

   近年來,人們在關注、研究上世紀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特別是中國農村經濟改革與發展的歷史時,包括我自己在研究80年代民間政治、思想史時,都不約而同地注意到了“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以下簡稱“發展組”)?!胺⒄棺欏筆恰耙蝗鶴栽剛摺鋇淖雜勺楹?,但卻“頗有深度地參與了高層決策”,在80年代的改革中發揮了相當重要而獨特的作用。

  

一、“發展組”出現的歷史背景


   “發展組”的主要骨干和基本成員,都是下鄉知青或有農村工作經驗的大學生、中專生。這些生長于上世紀40、50年代的一代人,經歷了文革的狂熱之后,終于把自己的腳落實到中國這塊土地上,他們獲得了真實的中國體驗,真正了解了中國的國情,建立了自我生命和底層人民的深刻的精神和情感的聯系。

  

   但隨著下鄉運動的深入,特別是1971年林彪出逃以后,在這一代年輕人中,普遍有過一次精神的?;?,對原有的革命信仰,產生了深刻的懷疑,并因此引發出深入的新的思考。如近年一些研究者所說,形成了各種“民間思想村落”。

  

   根據我近年的研究,面對中國在文革后期紛紜復雜、堆積如山的問題,民間思想者在“現行體制、路線、指導思想、政策再也不能繼續下去,必須進行改革”這一點上有著高度共識;但在“中國問題的核心、要害在哪里?”以及“未來中國的變革從哪里入手,怎樣尋求突破口”問題上,卻有著不同的認識。大體有三個思路。其一,是強調中國的主要問題,是在社會主義體制下出現了“特權階級”,因此,改革的重心應該放在現行國家政治體制的改革上,其代表人物陳爾晉還具體提出了通過“無產階級民主革命”,取締官僚特權,尊重勞動者主權,建立“人民管理制”的主張。其二,是以“李一哲”為代表,認為中國的當務之急是要解決文革中的“法西斯專政”的問題,因此,呼吁“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同時發出的,是發動“無產階級的思想啟蒙運動”的召喚。其三,是我所稱的“農村體制改革派”,其代表人物就是后來成為“發展組”的組織者與主要骨干的陳一咨和張木生,他們的主張是,既不走徹底的國家體制根本改革的激進主義道路,也不選擇通過體制外的街頭政治,爭取以民主與法制為中心的政治體制改革的道路,而是另擇新路:一是致力于農村體制改革,二是努力推動體制內的改革。

  

   應該看到,這三條改革路線,并不是對立,而是相互補充的,它們有著改革目的的內在一致性,因此,最后不免殊途同歸。但同時也是基于對中國問題與改革的不同認識而作出的不同選擇。陳一咨和張木生還未雨綢繆,從文革后期起,就嘗試和黨內的高層接觸,他們在1971年和1973年就分別和胡耀邦有過深入的交談。陳一咨匯報了他所看到的農村十大問題,胡耀邦大為贊賞:“認識中國,改造中國,不了解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民,只能是空談。青年雄心壯志和廣大民眾的利益結合起來,才會大有希望?!閉庋牡撞愫透卟愕鬧苯詠渙?,也為以后的上、下結合奠定了基礎。陳一咨和鄧力群的交往,也是從這時開始的。以后“發展組”的成立,就和這樣的交往直接相關。

  

   歷史終于走到了轉折點:毛澤東去世,“四人幫”垮臺,就為這些早有準備的民間思想者,提供了一個將自己的思考轉化為政治、思想、社會實踐的歷史機遇。

  

   有意思的是,首先行動起來的,是主張政治體制改革的派別,在1978~1980年以“西單民主墻”和以后雨后春筍般出現的民間刊物為中心,掀起了轟轟烈烈的社會民主運動,其主要訴求,就是憲法所規定的思想、言論、出版,特別是結社自由,采取的是體制外的街頭政治方式。

  

   而在1978年恢復高考以后,民間思想者也發生了分流,一部分仍堅持體制外的反抗,而相當多的部分,卻進入高校和科研機構,其中最有行動力的部分,就在1980年發動了以競選為中心的校園民主運動,和社會民主運動相互配合和支持。值得注意的是,競選運動一開始,就提出了中國的改革“最應該抓住的‘最關鍵的一環’,那個能撬動整個改革運動的阿基米德‘支點’是什么”的問題。而競選人也因為對這一問題的不同選擇,而分為主張政治體制改革當先的激進派,和從經濟改革入手的穩健派,但他們也有兩個共識,即中國的改革應當是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社會的全面改革,中國的改革必須走上、下結合的道路。

  

   在開始時,這樣的民間社會民主運動和黨內以鄧小平為首的改革派之間,在反對“凡是派”的斗爭中,有過體制內外的相互配合,校園民主運動也得到了基本的肯定,以致在中國,第一次出現了自上而下的改革與自下而上的改革良性互動的可能性。但社會民主運動和校園民主運動所提出的一些要求,被視為對黨的絕對領導地位的挑戰,會造成社會動蕩,而不利于改革。因此,西單民主墻先被宣布為非法,后又于1981年2月20日發布指令,取締一切民間刊物和民間組織,取消了社會民主運動的合法性。

  

   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正是在這樣的時刻走上歷史舞臺。它正式成立于1981年2月12日。當體制外的民間運動受到壓制,體制內的改革的民間參與就開始了。

  

   “發展組”于此時的成立,還有更深刻的背景。

  

   當中國的上層還在為中國的發展道路、改革路線發生復雜的政治和思想斗爭,民間的社會運動也在城市底層轟轟烈烈地進行時,中國的農民,也用自己的方式,作出了選擇。大概就在1978、1979年間,由安徽發軔,貴州、四川、甘肅、內蒙古、河北、河南、廣東等省、自治區的一些貧困社隊的農民或明或暗地突破禁區,搞起了包產到戶或類似的包干到戶。中國農民進行的突破舊體制的變革行動,為中國的改革創造了新的可能性,提供了新的歷史機遇,就看誰能夠抓住它。

  

   后來參加“發展組”的最初的骨干,如陳一咨、張木生、鄧英淘、羅小朋,以及何維凌、王小強、白南生等,就在這時逐漸聚集起來,并開始認真討論“中國向何處去”及“怎么走”的問題,“在各種可能性中評估現實性”。

  

   一個偶然的機會,他們了解到安徽包產到戶的情況,于是立即前往安徽農村進行實地考察,并于1980年7月提出了《關于安徽省農村實行“包產到戶”的考察報告》,用大量的事實材料、統計,說明:包產到戶不但極大地解放了農村生產力,取得了巨大經濟效果,而且改善了農民的地位,使農民開始有了直接管理生產勞動、產品分配、自由安排自己生活的“自主權”,維護了農民的基本權益,同時改善了農村干部與群眾的關系,開始解決干部“特殊化”的問題,并預見到,包產到戶將引發中國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深刻變革,進而為“如何走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道路,以及社會主義的階段性和我們處于什么階段的問題”,如何處理公有化和按勞分配的關系、“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的相互關系”等重大理論問題,提供新的思路。

  

   他們進行了深入的討論與論證,并達成了共識,這主要集中在后來以“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的名義正式發表的《認清國情,加強農村發展的綜合研究》(《農村·經濟·社會》第一卷,知識出版社1985年出版)一文里。文章主要提出和討論了兩個問題。

  

   首先是中國的發展道路和改革突破口的選擇問題。結論是:中國的改革必須建立在經濟發展和滿足人民的基本生存要求的基礎上;而中國的經濟發展,絕不能走片面的工業化的道路,而必須把農業的發展和農村社會的進步置于國家現代化的戰略地位,并以農村改革作為中國改革的突破口。

  

   其次,文章尖銳地指出了中國農村問題研究現狀的問題:“農村問題最重要,卻最不受人重視;農民人數最多,研究農村的人卻最少;農村問題牽涉面最廣、最復雜,對它的研究卻最狹隘、最貧乏”,“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二十年來我們在農村政策上一系列的失誤,和不可避免的紊亂。農業經濟理論研究的這種落后狀態,是造成國民經濟發展遲緩的重要原因之一”。

  

   這樣,這批有志于為中國的改革作出自己貢獻的年輕人,就在上世紀80年代初中國歷史的轉折點,找到了自己的歷史使命和位置:“站在中國農村發展和中華民族振興的立場上,按照歷史發展的要求,探索中國自己的發展道路,尋求中國農村發展的基本戰略”。于是,就有了“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小組”的自我命名?!芭┐濉筆撬塹幕玖⒆愕?;“發展”則表明了他們著眼于農村“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全面綜合發展”的戰略眼光;“研究”則是他們的基本定位:通過專業化的發展戰略的研究,來為中國的改革,特別是農村的改革提供理論支持,并為最高領導層的決策提供咨詢,進而影響中國改革的方向和進程。這樣,就和在此之前的以直接發動民眾的街頭政治的方式,以促進政治體制改革為目的的民間社會運動區別開來,也不同于政府機構和學院里的體制內缺乏相對獨立性的研究;它是以民間研究者的身份推動的,以農村經濟和社會改革為突破口的,漸進的,體制內的改革?!庠詰筆敝泄睦誹跫?,是一個相當獨特的選擇,即他們要在“官方”與“民間”之間的灰色地帶,來尋找和拓展自己的發展空間。這就在激進的民間運動遭到打壓以后,為民間改革力量的聚集和繼續發揮作用,打開了一個新的空間,這是以一種更加曲折的方式來實現上、下結合,政府主導與民間參與的結合。

  

   更重要的是,當時的中國,也確實存在這樣的特殊形態的民間參與的客觀需要、條件和可能。

  

這就要說到另一個重要的歷史背景: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對農民的包產到戶的自發選擇和要求獨立自主地位的歷史愿望的態度和回應。中國共產黨的性質與傳統,決定了其在這新的歷史轉折點上,認可中國農民的選擇,尊重農民的愿望,相對比較容易,這是和以后的政治體制改革大不一樣的。不僅是黨的基層干部,而且相當多的中、高層干部,都和農民有著深厚的精神與情感的聯系。在“發展組”的成立、發展起到了決定性作用的“兩個人”(時為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作為改革開放初期“中央高層的主要參謀”的鄧力群;時為國家農委副主任,后來是中共農村政策制定的具體主持者的杜潤生),發揮了重要作用的“三個人”(時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業經濟所第一副所長的王今耕;時為北京大學經濟系黨總支書記的楊勛;萬里兼職秘書、后任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的吳象),就都是這樣的代表性人物。對農村改革作出杰出貢獻,被“發展組”的年輕人認定為“可遇不可求的忘年交”的杜潤生,曾經說:“農民不富,中國不會富;農民受苦,中國就受苦;農民還是古代化,中國就不會現代化。農民定,天下定?!閉餼浠叭謾胺⒄棺欏鋇吶笥衙侵丈砟淹?,一生受益。鄧力群、杜潤生都強調“把農村發展問題當做科學來研究”的重要性,都表示“對青年中有志于研究中國農村問題的同志的支持”,期待自己“去見馬克思之前,可以看見從你們中間出現一批全心全意為八億農民服務的農業科學家、農業經濟學家”,(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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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炎黃春秋》2012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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