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紅升:每個人心中都有一部自己的“五四”史

——個人視角中的五四運動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8051 次 更新時間:2019-05-18 18:23:58

進入專題: 五四運動  

李紅升  

  

   今年的五月四日是五四運動一百周年華誕紀念日。當絕大多數曾經轟動一時的重大事件都如同過眼煙云般變得默默無聞之時,一個歷史事件在百年之后依然能夠激蕩人心并在人們內心深處產生共鳴,那么這個事件的歷史價值一定是經得起時間長河檢驗的。五四運動就是這樣的一個歷史事件。在這里,我將基于個人的視角回顧自己對五四運動認識的演進歷程,以期建立一個個體版的“五四”史。由于本人并非職業的近當代史研究者,至多只能算一個有較強個人興趣的業余愛好者,因而無法像專業研究人員那樣,可以通過有案可查的個人印跡,諸如書籍、文章、訪談、會議記錄、講課筆記等來佐證自己的敘述,而只能基于純粹的個人記憶。鑒于個人記憶的或明或暗、飄忽不定以及不受外部戒律的約束,因而為了保證敘述的客觀性,恪守康德的至理名言——敬畏頭頂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是至關重要的。

  

關于“五四”運動的早期認識


   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那個圖書奇缺的時期,尤其是生活于衣食雙憂和文盲遍地的農村,我和同齡人最早接觸到五四運動,基本上只能靠初中的歷史課。但由于太過久遠,當時課堂上講過什么已經全然不記得了。對五四運動的最初記憶得益于之后的中考和高考中的政治考試。中考不考歷史,但卻考政治。像五四運動這樣重大的近當代政治事件,自然屬于政治考試的命題范圍。通過反復的死記硬背,有關五四運動發生的時間、地點、方式、以及“反帝反封建”的歷史意義等概念化的信息就持久地留存于腦海中。進入高中后,由于選擇的是理工科,整天忙于數理化,無暇閱覽歷史之類的“閑書”,只是為了應付政治考試,才會鞏固一下初中所學的包括五四運動在內的那些知識。我記得當時已經有油印的政治復習資料,會將重大政治事件的要點一一列出,學生只要照本宣科,背個滾瓜爛熟,就能考一個不錯的分數。因此,在上大學之前,我對“五四”知識的獲取完全是被動的、機械和填鴨式的,當然也是粗線條和膚淺的。

  

   上大學后,雖然作為一個工科生,自己所掌握的有關“五四”的知識無法與文科生相比,更無法與歷史系的科班生相比,但從個人的角度來看,與五四運動有關的歷史知識以及理解力都經歷了一個質的飛躍過程。在知識獲取上,與“五四”有關的知識的來源變得豐富無比。除了本科生必修的黨史課中作為開篇的“五四”內容外,還可以通過大學圖書館所藏的大量書籍,雜志和報紙獲取“五四”的知識,間或還有學校在“五四”節日期間所舉辦的各種知識講座。理解力的提高來自于更加自主的心智模式的形成,有關“五四”的知識不再像中學時那樣被動的接受,而是嘗試著給出自己的判斷和分析,比如如何理解五四運動的起源、意義以及對近代歷史進程的影響,如何評價“五四”中的各色人物等。當然,這樣的一個嘗試遠不足以擺脫正統的歷史著作所給出的描述和分析框架。除了知識獲取和理解能力的增長外,每年五月四日前后所舉行的節日化、儀式化的紀念活動,是當時學生最重要的活動之一。這一活動不僅激發了學生與“五四”相關的求知興趣,更極大地增進了青年學生對“五四”前輩的認同,這種認同對于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青年學生的影響是至關重要的。

  

   或許比較一下那個時期的青年學生與現在的青年學生在“五四”認同上的差異,會更好地理解這一“認同”所產生的影響。那個時期青年學生對“五四”的認同,既基于二者間共享的文化思想觀念和行為方式,也基于二者間的身份認同。從前者而言,兩代青年學生都面臨著思想解放以及來自西方文化思潮的巨大沖擊?!拔逅摹鼻嗄暄艿氖且苑創澄幕臀骰髦嫉男攣幕碩南蠢?,而上世紀八十年的青年學生正在經歷的是對極左思潮的撥亂反正和西方思潮洶涌而入的雙重洗禮。這種極為相似的文化思想沖擊,不僅讓兩個時期的青年學生都萌發了“先覺者”意識,而且也激發了青年學生關注和親身參與社會大變革運動的激情。從后者而言,兩代青年學生都是同齡人中的少數 “幸運兒”,并且都處于高速變化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環境中,這無疑是他們都產生了一種類似于中國傳統士大夫所固有的“精英意識”,這種精英意識往往與“以天下為己任”的憂患意識、責任意識和社會參與意識相關聯。盡管他們也會高度關注個人的利益——職業前景、家庭和個人生活,但當對國家和社會命運的關懷與個人利益產生沖突時,兩代青年學生大都會選擇社會關懷和社會參與,即使這會以犧牲個人職業前景和生活為代價。

  

   以我個人的觀察,現在的青年學生與“五四”一代之間幾乎看不到上述的認同。一個顯而易見的原因,是現在的青年學生生活于一個完全不同的時代,這一時代在物質上高度繁榮,個人生活更加豐富多彩,但在社會和文化思想方面卻異常平靜,甚至有些平庸,這既難以培養他們的“先覺者”意識,也難以激發社會參與的激情。另一個原因,是現在的青年學生不再具有前面的兩代人所具有的精英意識。精英意識喪失的原因或許在于大學教育的迅速普及,以至于受過大學教育的人成為同齡人中的“多數”,而不再是那個“少數”。多數也就意味著平凡,自然也就難以產生只有“少數”人才有的“精英”意識。上面的變化,使得現在青年學生的關注點逐漸從社會和公共領域撤退,聚焦于以個人為中心的活動空間,換言之,對個人職業、物質消費、娛樂休閑、日常交往以及個人心境等的關注,要遠遠優先于對社會和公共領域的關注。錢理群教授曾經將上述狀況歸納為“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其特點是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褂行┤私莆說墓饕?、機會主義、犬儒主義和原子化個人。上述的評價過于負面、也過于苛求、刻薄了。利己主義是“經濟人”與生俱來的一種基因,是近代資本主義文明的發動機。而且,對自身的強烈觀照以及對個人利益的精打細算,可以消解青年人與生俱來的血氣方剛、狂熱和沖動,同時也可避免盲從和極端行為。盡管如此,不可否認的是,由于認同的缺失,對現在的青年學生而言,“五四”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個普通不過的歷史事件,一個文化符號以及一種程式化儀式,既不會在心中產生多大的漣漪,更談不上發自內心的共鳴。

  

   上述的比較是兩代人之間的跨時比較,但如果放在同一個時空中,那么二者間已經由于高度的趨同而不再有可見的、實質性的差別了。受時間之河改變的不僅是現在的青年學生,其魔力也完全重塑了我的那一代同齡人的關切和認同。由于兩代人之間的關系如同父子關系,因而可以合理地推斷,作為父輩的那一代人的改變不僅先于作為子女的那代人,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其子女的關切和認同。

  

“重估五四” 與認識的深化


   20世紀80年代中期,李澤厚先生關于“五四”的著名文章——《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對于我的“五四”認識所產生的沖擊可謂有醍醐灌頂、振聾發聵的功效。這一沖擊源自其精巧的構思和有力的論證。李澤厚先生將新文化運動與學生的示威抗議運動看成整個五四運動的一體兩面,前者是一個以反傳統文化和鼓吹西化為核心的思想啟蒙運動,后者則是一個以反帝愛國為核心的政治救亡運動。在早期,這兩個目標相對獨立的運動曾經是合二為一、相互促進的關系:一方面,思想啟蒙憑借政治救亡運動的浩大聲勢而得到更廣泛傳播,更多的青年學生在參與政治運動的同時,也在思想得到進一步解放;另一方面,啟蒙運動所高揚的反傳統和全盤西化,個性解放以及“科學”和“民主”的思想,必然指向對代表著舊傳統和政治壓制的北洋政府的抗爭,從而對青年學生參與政治運動給與巨大的激勵。但是,二者間的“蜜月”關系很快由于內在的緊張而走向沖突,并呈現出此消彼長的關系。由于“五四”之后國家和民族所面臨的一連串持續加劇的存亡?;?,政治救亡成為壓倒性的目標。而要實現政治救亡的目標,往往需要鐵的紀律,鐵板一塊的組織,集中化的權威,以及摒棄各種個人主義的思想和行為,其結果就是發軔于新文化運動的啟蒙運動很快地走向衰退,以至于到了文化大革命,啟蒙運動所張揚的個性解放以及科學和民主等思想已蕩然無存。按李澤厚先生的解釋,文化大革命雖然以反封建反資本主義為口號,但實際上是封建主義的一種現代翻版。而文化大革命之所以爆發,從思想源頭而言就是反封建思想不徹底的結果?;謊災?,由于思想啟蒙運動的半途而廢,封建主義才得以在文化大革命中借尸還魂。李澤厚先生的文章,不僅揭示了五四運動的多種面相以及內在張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一個理解中國當代史演進的宏觀框架,這一框架以五四運動為開端,通過二十世紀一系列環環相扣的重大歷史事件,構建了一個前后相繼的因果鏈條。在當時而言,這確實是一個富有原創力和解釋力的分析框架。當然,該文的沖擊力還來自于它對時代脈搏的把握以及前瞻力。在李澤厚先生看來,對文革的撥亂反正,重點是清除封建主義思想,這意味著必須開啟一場新的思想啟蒙運動,或者說接續之前因政治進程而夭折了的思想啟蒙運動。

  

   三十余年后,重新審視“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一文,雖然還會深深折服于作者精巧的構思和銳利的觀察力,但卻已經不再有當初的那種興奮感。該文并非完美無瑕,也存在一個顯而易見的缺陷:這一框架完全基于中國的經驗,而沒有國際經驗的佐證,大大地減弱了論證的力量。事實上,如何通過啟蒙運動實現文化思想的近代化,以及如何通過救亡運動以建立現代民族國家,是從前現代社會(封建社會)向現代社會(工業化社會)轉型過程中的一個普遍問題,無論是以英法為代表的西歐國家,還是19世紀末期以來世界其它地區和國家,都概莫能外。如果將視野從中國擴展到其他國家就會發現,每個國家在啟蒙與救亡的關系方面并非都是一種此消彼長的關系,比如16世紀后的英國以及20世紀的印度,啟蒙與救亡更經常的是一種相互促進的關系。該文的另一個缺陷是用啟蒙和救亡兩個范疇來總括中國現代史進程,這有些過于簡單化了。同時,如同啟蒙與救亡二者之間存在著緊張一樣,在啟蒙運動內部與救亡運動內部,也都存在著參與者的多元化、內在張力和分化重組。總之,中國當代史進程的面相要復雜得多,遠非啟蒙與救亡這兩個“音符”的變奏所能完全表達。

  

   “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一文,在文化思想史上也有著重要的意義,因為該文也成為 “重估五四”風潮的開風氣之作。由于五四運動被視之為中國現代史的起點,并被視之為從“五四”到文革的以民族主義和革命的雙重高漲為主線的歷史演進的源頭,因而對“五四”的重估,也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于文革之后整個社會對撥亂反正的強烈訴求。在文化思想界更加多元的大背景下,對“五四”的評價也更加多元,許多流行已久的程式化理論和觀點以及對“五四”人物的刻板評價,都不斷的被挑戰。在“重估五四”風潮中,這些重估或激進,或溫和;或偏重于文學、文化和思想,或偏重于政治、社會和國際關系;或偏重于五四場景的微觀式復原,或偏重于歷史進程的宏觀敘述;或基于西方式自由主義,或基于文化和政治上的保守主義。這種豐富多樣的重估視角,加上耳熟能詳的傳統敘述框架,無疑會極大地擴展人們的視野,增進人們對“五四”的認識。就此而言,基于保守主義視角的重估也有其價值所在。

  

保守主義者對激進的革命性事件的闡釋和看法,無論是西方針對法國大革命的評論,還是國際國內針對“五四”的評論,遵循的都是一種相似的、程式化的思維模式。(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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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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