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飛龍:主場統一是民族復興的理性選擇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436 次 更新時間:2019-05-21 09:21:19

進入專題: 一國兩制   兩岸關系   九二共識   主場統一   民族復興  

田飛龍 (進入專欄)  

   統一史是長期的,殖民分裂史是短暫的,這是中國歷史的基本特征。中國歷史由獨特的傳統文化及政法制度塑造而成,雖經外族入侵與近代慘烈殖民,但總體趨勢是大一統秩序的循環復歸。這種大一統秩序,是中華文明在人類文明史上的重要成就,也是其文化成熟與制度堅韌的理性標志。對中國文化與歷史熟知而認同的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團體,對大一統秩序的理解并不僅僅局限于民族主義維度,而是深刻擴展至文化與文明層次。這一國家統一觀在兩岸關系的宏觀論述上日益明確化和具體化。                    

   兩岸統一的基礎,不僅僅在于“九二共識”,更在于“兩岸一家親”與“心靈契合”,毋寧說,后者是前者的歷史心理基礎,比前者更加深刻和持久?!凹搖鋇母拍鈐謚泄幕胝苧暇哂刑厥獾牡匚?,“家國倫理”的內在同構性是中國政治思想的獨特構想與氣質,因此“兩岸一家親”就不僅僅是一種自然親情,更是一種政治親情,是一種中國式政體的獨特隱喻?!靶牧櫧鹺稀痹虼屑衣桌砘∩系鈉踉悸勰諍?,這種契約論不同于西方純粹個體理性基礎上的契約論,而是有著家國倫理的契約論,其目標便指向作為整體性事業和共同利益的民族復興。時至今日,承載大一統秩序理想與兩岸統一歷史責任的,只能是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大陸主體,臺灣則由于民進黨全面執政、國民黨統一意志衰退、臺灣社會本土化意識凸顯而難以產生和維持趨向統一的主動精神。2016年以來,民進黨全力推動“去中國化”與“離岸替代”,不僅造成“九二共識”的觀念?;?,甚至產生了兩岸分離長期化的歷史與憲制?;?,而島內政治在所謂的“轉型正義”與“文化臺獨”交叉壓制和誘導之下日益缺乏有效的反制性力量。外部層面,中美關系的相對惡化更加劇了兩岸關系的緊張度及兩岸關系失衡的政治風險。        

   這些內外因素及中國主體政治進程與民族復興的要求,共同推動著大陸走向一種更為明確的“主場統一”路線。主場統一,是一種以我為主,融合發展,創造條件,積極協商,尋機實現政治與憲制突破的和平統一新思維。從十九大報告、惠臺31條、居住證、國際空間圍堵、軍事力量展現等諸多論述與行為中可以清晰解讀出來這種主動性。當然,最為集中體現“主場統一”新思維的則是2019年1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告臺灣同胞書》40周年講話上的“兩制方案”論與“政治協商”論。大陸不再局限于國共兩黨之間在歷史上形成的“九二共識+和平發展”的漸進模式,因為這種模式已經由于民進黨執政事實及國民黨統一意志的衰退而顯示出難以為繼的跡象。主場統一正是從民族復興大局出發對舊有統一模式的重構與更新,在“九二共識”基礎上聚焦“一國兩制”的臺灣方案,尋求通過民主政治協商達成兩岸問題終極解決方案。注意,是“方案”,而不再是較為抽象的“共識”或愿景。習近平的講話實質開啟了兩岸“主場統一”的歷史帷幕。主場統一是民族復興的理性選擇,也是在根本利益上對臺灣同胞的?;び氚捕?。  

  

  

   一、大陸對臺政策論述的背景與演變

  

   臺灣問題的本質不是殖民地回歸,不是外國列強特權的去除,而是國共內戰狀態的終結與憲制秩序的重構。當然,從世界歷史的宏觀秩序來看,臺灣問題也受到了殖民史的深刻影響:其一,最為顯著的影響是日本殖民史(1895—1945),這一段歷史與臺灣近代史重疊,造成臺灣人史觀中的日本想象和日本情結,所謂的“皇民史觀”,這一觀念影響在臺灣有相當大的市場,李登輝所謂的“文明論”及對大陸的歧視立場與此有關;其二,美國的變相殖民史,即二戰之后臺灣由美國駐軍及提供安保,甚至1979年之后美國仍然從政治、法律、軍事、文化諸多方面對臺灣社會進行了強有力的滲透與控制。這就使得兩岸統一問題不僅僅是兩岸問題,而始終籠罩在殖民與變相殖民史帶來的負面觀念與制度遺產的陰影之下。在此種重重阻隔之下,臺灣社會與大陸之間就逐步出現了安全與文明雙重層面的鴻溝:安全層面,臺灣對統一之后的安全保障與遠期制度演化缺乏信心,消極回避;文明層面,對大陸的現代化程度與文明屬性持質疑甚至歧視立場,尤其是在自由民主觀念上存在較為顯著的差異。大陸對臺的主導性政策正是在這種復雜的國際斗爭與現代化競爭格局下展開的。                    

   大陸對臺政策在毛澤東時代已有一定的構想與鋪墊,比如1960年代提出的“一綱四目”已初具“一國兩制”雛形。事實上,作為內戰狀態延續的一種政治解決方案,國共早在1949年4月渡江戰役前夕就已發生過實質性談判及爭論。1949方案,在國民黨方面是“劃江而治”,但共產黨提出了懲辦戰犯等一系列政治談判條件,追求國家統一和內戰正義的實現,最終談判破裂,解放戰爭進程繼續推進?!盎巍鋇韌謚泄媳狽至?,等同于南北朝模式再現,是對大一統秩序與國家統一倫理的背離,不可能得到中國共產黨及中國人民的接受。中國共產黨推進國家統一的模式在1949年就是“新政協”模式,即通過召集一個具有廣泛人民代表性的政治協商會議,以民主協商的方法確定建國的基本事宜并制定作為臨時憲法的《共同綱領》。歷史證明,就實現國家統一與人民利益而言,“新政協”模式遠遠優越于“劃江而治”模式。今天的兩岸關系問題與此類似,只不過政治界限從長江換成了臺灣海峽。對比分析1949年的兩種處理模式,臺灣主要政黨仍然傾向于“劃江(海)而治”,甚至民進黨當局還在追求完全獨立,而習近平講話在某種意義上回歸了關于國家統一的“新政協”模式,這是大陸數代領導人在兩岸統一構想與論述上的顯著延續性?!靶掄蹦J獎局噬暇褪且恢幀爸鞒⊥騁弧蹦J?,是中國共產黨主導下的政治協商與民主建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行使制憲權的實踐模式。當然,在毛澤東時代,由于冷戰格局限制及大陸自身政治經濟發展的相對落后與不平衡,兩岸統一始終缺乏成熟的政治條件與機會窗口。

   大陸更加完整系統的對臺政策形成于改革開放初期,尤其是以“葉九條”(1981)和“鄧六條”(1983)為代表的對臺“一國兩制”政策論述,二者整合而成了大陸對臺工作的權威性政策依據和指導方針。后來的“江八點”(1995)與“胡六點”(2008)則是對前述綱領與框架的具體展開和實踐運用。習近平1月2日的講話在基本邏輯與政策思路上仍然是對“鄧小平時代”框架思路的延續和發展。

   由于鄧小平在“一國兩制”框架構想與制度實踐上的重大貢獻,特別是“一國兩制”在港澳問題解決上的成功,我們這里聚焦分析鄧小平關于臺灣問題“一國兩制”方案構想的基本思路,作為進一步分析和理解習近平“一國兩制”與國家統一觀的前提和基礎。鄧小平的戰略構想被稱為“鄧六條”,具體可見于鄧小平會見美國新澤西州西東大學教授楊力宇時談話要點,文字材料刊載于《人民日報》1983年6月26日。這一時間段也正好是中英香港問題談判的關鍵時期。鄧小平在這一時期集中思考了“一國兩制”的政策框架與具體適用性問題。鄧小平當然非常清楚,臺灣問題與港澳問題存在較大的差異,但他認為港澳臺彼此的差異不構成“一國兩制”適用性的阻斷,而只是具體制度解決方案的差異?!耙還街啤痹詰誦∑僥搶錁哂小暗饋鋇牡匚?,而港澳臺只是這種“道”的三個“肉身”?!暗饋筆槍蠶淼?,“肉身”是別異的,不可以“肉身”否證“道”之可行。也因此,所謂港澳基本法只是“一國兩制”適應港澳具體情形的法制肉身,并不妨礙“一國兩制”在臺灣形成自己的肉身。但由于共同運用了“一國兩制”的憲制思維,以及這些肉身的“頭部”即主權部分都是作為“一國”的國家主體,因此彼此間的共性也是顯而易見的。

  

   二、“鄧六條”內含“主場統一”的變通邏輯        

  

   從“鄧六條”的具體內容來看,鄧小平對臺灣問題的基本觀點如下:

   第一,臺灣問題的本質論,即“祖國統一”。因此“一個中國”及其制度化實現是討論任何臺灣方案的前提和基礎,就像港澳回歸談判時“主權”不允許談判一樣,兩岸談判中“一個中國”原則也不允許談判,因而不存在任何“劃江而治”或臺獨的政治空間,這種空間在1949年不存在,在2019年及之后也絕無可能存在。對于統一的政治責任,鄧小平認為是國共兩黨共同承擔,因而不是任何一方吃掉對方,而是共同合作完成“祖國統一”。鄧小平判斷“和平統一已成為國共兩黨的共同語言”,這是開展對臺工作的政治基礎,也是未來“九二共識”的政治前提。但是“和平”容易取得共識,“統一”在臺灣則日益邊緣化。更關鍵的是,“國民黨”如今已當不了臺灣的家,而且在不斷衰變和退化之中。鄧小平對“國共兩黨”的和平統一責任期待,在1980年代是非常現實和理性的,但如今已很難具備實踐的基礎和條件。  

   第二,反對“完全自治”,臺灣特殊地位不能危害國家。相比“葉九條”,“鄧六條”的思考與表達更為嚴謹,常常注意原則表述上需要附加條件,包括后面的保留軍隊也需要有條件。這里則是反駁“完全自治論”,因為完全自治就是“兩個中國”。統一后的中國國際代表權只能是一個,臺灣的任何特殊權力安排不得危害國家利益。這就設定了“一國兩制”臺灣方案的前提條件,即必須保障國家的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鄧小平有著清醒的主權意識和國家理性。統一是一個嚴謹的國家建構過程,臺灣方面不能漫天要價,不能導致統一后的國家有名無實。鄧小平的“一國兩制”邏輯始終是:具體利益和權限可以讓步,主權與安全絕不讓步。這是臺灣各界未來參與政治協商需要特別明晰的原則與限度。    

   第三,一國兩制,高度自治。這是鄧小平對臺政策論述的核心。這里沒有像“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那樣提出“臺人治臺”,原因是1980年代臺灣已經出現了“臺獨”運動,出現了將臺獨訴求與臺灣民主化匯流的趨勢,“臺人治臺”有可能被臺獨勢力利用。不過,臺灣的“高度自治”本身其實包含了臺灣同胞的自我治理權利。臺灣高度自治的具體權利包括司法獨立與終審權、軍事組織權、政治架構自主權等,國家還為臺灣參與全國政治做出了特別安排。在涉及軍事組織權的“保留軍隊”方面,鄧小平特別強調“不能構成對大陸的威脅”,如何解除這種威脅呢?需要對“保留軍隊”與國家統一的國防權力之間進行整合,確保國家的主權與安全,確保臺灣的“保留軍隊”僅僅用于內部維持秩序并在適當安排下協助國家軍隊承擔國防責任,類似治安軍、治安部隊或憲兵。這些都需要通過政治談判形成具體方案。    

   第四,明確反對“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反對所謂的臺灣版“一國良制”。當時臺灣方面也提出過兩岸問題解決辦法,但不是“一國兩制”的辦法,而是“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兩蔣老辦法,民主化之后則以“一國良制”片面宣揚臺灣制度優越性,試圖取代大陸的社會主義制度。這是“一國兩制”本身絕不允許的,也是大陸政治體制無法接受的。鄧小平在這里清晰講明兩岸制度在“一國兩制”之下互不侵犯和滲透對方,臺灣應尊重大陸的社會主義制度。

第五,和平統一的具體方式是兩黨平等會談,實現國共第三次合作。在20世紀歷史上,國共都是有著顯著民族主義立場的現代政黨,都是國家統一與現代化事業的擔綱者,其路線爭端也只是不同的現代化方案與制度正統性之爭。兩黨平等談判模式曾經在北伐與抗日時期運用過,成功推動了國民大革命與民族解放戰爭的勝利。(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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