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盛峰:知識產權全球化:現代轉向與法理反思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201 次 更新時間:2019-05-21 23:14:06

進入專題: 知識產權   互聯網革命   新自由主義  

余盛峰 (進入專欄)  

  

   摘要:全球知識、經濟與法律正形成相互催化、共同演進的多維度大循環,知識產權的重要性愈益凸顯。古典知識產權建立在主客二元論與勞動價值論兩大范式之上,19世紀中期以來,古典知識產權經歷現代轉向,持續表現出系統化運作特征,其范式發生了重大革命。伴隨互聯網時代到來,知識產權的重要性進一步提升,“信息”正取代“能量”與“物質”成為當代財產法的核心范疇。知識產權全球化也是知識產權美國化的過程,美國知識產權全球布局的戰略利益日益彰顯。從國家制造業社會向全球信息化秩序的范式轉型,要求中國必須調整法律發展思維,在法律部門重構、群體利益平衡、全球規則主導三個層面加強戰略意識,學習全球治理經驗,反制美國法律霸權,積極參與并引領世界新法律秩序的構建。

  


   關鍵詞: 知識產權全球化;法律美國化;互聯網革命;現代轉向;新自由主義

  

   知識產權全球化與資本主義信息化相互呼應,極為深刻地揭示了隱藏在當代世界變動背后的支配力量。主導全球生產貿易與法律移植的核心動力,不再是殖民擴張、原材料爭奪、大規模生產與消費,而是關涉創新能力和法律規則主導權的競爭。1980年代以降,互聯網革命、后工業發展與知識產權全球化、金融新自由主義呈現合流趨勢,共同主導了人類社會由圍繞物質與能量的爭奪,轉向圍繞知識和信息的控制、占有與流通的法律競爭。伴隨物聯網、大數據和云計算技術的興起,世界正構筑起人與物的全面數字化、信息化與交互化網絡,虛擬產權不斷沖擊傳統的有形財產原則。這些力量突破了傳統的威斯特伐利亞民族國家法律體系,并改變了馬克思所批判的資本剝削勞動的法權邏輯,進而形成新型的法律全球治理模式??綣糾們渴乒壹諾囊樘饃瓚芰?,借助知識產權法律技術攫取核心的資本利益。經由知識/信息層面的深度開掘與法律化過程,資本力量改變了民族國家-福特主義工業化所形塑的標準民法范式。知識產權由古典到現當代的全球化持續演進歷程,正是考察這一法律范式變動的絕佳視點。同時,這也提供了中國法律發展與戰略突圍的反思性起點。

  

一、歷史機器:現代知識產權的誕生


   (一)古典知識產權的英雄天才論預設

  

   在17世紀,資本主義發展就開始面臨解決無體財產稀缺性悖論的問題,如何保證知識“抽象物”的持續積累成為關鍵性難題。[①]西歐中世紀的財產權概念圍繞“土地占有”的模型展開,主要延續羅馬法先占原則的法律概念,無法滿足資本主義條件下智力財產的稀缺性建構要求。[②]因為知識與思想不能像“土地”那樣被“占有”或“占用”。傳統財產權具有可識別的財產標記與確定的財產邊界,“智力財產”卻無法通過物質化方式予以確認、區別和占有。雖然谷登堡時代有形的“印刷物”彌補了智力財產的無體性,但是,以印刷媒介作為中介的知識產權?;?,在19世紀之前就開始暴露出它的局限性(無法處理節選、匯編、翻譯等盜版形式)。

  

   知識產權與一般財產權形態不同,它必須同時具備抽象性與具體性這兩個矛盾特征。它既要足夠“抽象”以滿足可重復與可再現的產權控制要求,又要足夠“具體”以滿足確定性與獨特性的產權界定要求。[3](P.59-65)印刷媒介掩蓋了這兩個矛盾,因為早期印刷術的技術門檻,使盜版成本過高從而克服了重復性的控制難題。但是,隨著印刷技術的普及,知識產權的重復性控制就變得困難。為了解決知識產權的這一控制難題,從18世紀開始,啟蒙意義的“創造性勞動”概念承擔了這一功能,它突破了“無實體者則非財產之對象”這一傳統法諺的束縛。[③]知識產權的控制重心從“印刷物”向“英雄天才”的“創作者表達”轉移。因為,“表達”(representation)既是獨一無二的,又是高度抽象的,這似乎同時滿足了具體性和抽象性這組矛盾要求。[④]通過與“勞動價值論”的結合,古典知識產權的“英雄天才論”就能夠大致應付工業資本主義發展早期對知識無體物的規范性要求。

  

   但是,從19世紀開始,資本主義社會化大生產使古典知識產權面臨兩種相互加強的社會壓力:一方面,現代科學、技術工業以及藝術創作出現規?;魘?,在大工業洪流沖擊下,單個“啟蒙主體”進行知識創造的古典想象已經不符合現代知識生產的實際過程,發明不斷以自我繁殖的形式孕育其他發明,繼續強調“英雄天才”的“獨一無二性”已經不合時宜,“天才創造性”概念已經無法解釋工業資本主義的知識爆炸化過程;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發展對知識/信息的增殖和靈活生產、組合與交易提出了更為復雜的要求,不再是第一次工業革命時期簡單的知識生產和流通形態,個案式授予“技術能手”、“能工巧匠”、“天才作家”以獨占性特權,以此確立知識財產范圍與邊界的做法已經捉襟見肘,而需要更為精致的知識產權規范機制,以順應資本主義的加速發展趨勢。

  

   正是在這些外部壓力下,著作權領域的思想/表達二分法出現了;在專利法領域,則在可專利的發明與不可專利的發現之間做出了區分。盡管思想是相同的,但同一思想的表達形式卻可以是無限多樣的。在法律實踐中,通過把希望?;さ鬧督綞ㄎ氨澩?發明”,而把不希望?;さ鬧督綞ㄎ八枷?發現”。通過這樣一些法律區分技術,為知識的增殖、流通與交易提供了更為精致化的控制技術和運作空間。[⑤]從“印刷物”到“創作者表達”再到“思想/表達二分法”,這一系列法律概念轉移和區分技術的發展,既為知識產權的持續擴張提供了法律基礎,[⑥]也為19世紀中葉之后知識產權的系統化運作轉向做好了歷史鋪墊。

  

   但無論是“創作者表達”,還是“思想/表達二分法”,歸根結底都是笛卡爾啟蒙主體論與黑格爾主體意志論的范式產物。[⑦]這一主體論與洛克的勞動價值論相結合,共同構成“創造性勞動”這一概念,這一概念則又進一步成為古典知識產權的法律-哲學根基。而從19世紀開始,古典知識產權這兩大范式都陸續受到沖擊。[⑧]

  

   (二)古典知識產權的雙重范式?;?

  

   1. 英雄天才論的終結:笛卡爾-黑格爾主客二元論范式?;?

  

   從17世紀開始,主客體二元論主宰了古典知識產權的視野,在這一視野下,發明必須出自個體的創造性行動,法人則無法成為專利權人。更為重要的,是在主體與客體之間形成了等級性的上下位關系,“無體物”并不被作為“實際”的物體對待,而只不過是主體“表達”(performance)的一種衍生物。[⑨]

  

   某種程度上,笛卡爾-黑格爾范式下的“英雄天才論”,其實是西歐在17-18世紀發明的一個神話。因為在漫長的中世紀時期,“創作”是對自然與上帝的模仿,在近代啟蒙主義出現之前,知識創作只有放置在傳統的智識鏈條中才有意義。18世紀之后,審美個人主義的興起改變了這一點,在這一歷史轉變中,天才作者/英雄發明家成為古典知識產權的中心概念,“作為個體的創作者”(individual-as-creator)成為知識產權的核心范疇。[⑩]

  

   古典知識產權希望通過對“創造性”本質的探索,能從“印刷物”“文本的表面”過渡到“創造的本質”,以此提高作為無體物的知識?;さ難誘剮?,進而使知識無體物獲得“超越性品質”(transcendental quality),以此?;に槐荒切┚哂小跋嗨菩浴鋇母粗菩形址?。因此,在笛卡爾-黑格爾范式下,知識產權所?;さ?,其實是一個先驗存在的“超越性本體”,法律只能從外部確認作者/發明家的創造性成果,并對啟蒙主體創作知識客體這一“奇跡性”行動做出被動的回應?!胺扇啡稀庇搿爸洞叢臁筆橇礁鐾耆擲氳納緇峁?,“法律確認”完全從屬并依附于“知識創造”。

  

   從19世紀開始,這一范式越來越無法解釋現代知識財產的生成邏輯:實際上,知識產權法律系統的“運作”本身也正是知識產權客體對象的“創造”過程,無論是知識主體抑或知識客體,必須都通過知識產權法律系統的具體運作獲得定位。古典知識產權的笛卡爾-黑格爾范式假定“創造性勞動”先于法律而存在,但實際從19世紀中后期開始,知識產權的關注焦點就從主體的“創造性勞動”轉向知識產權法律中的“知識”,或更準確地說,正轉向知識產權法律系統本身。[11]

  

   2. 稀缺性與無限性的吊詭:洛克勞動價值論范式?;?

  

   也正是從這一時期開始,古典知識產權的洛克勞動價值論范式同樣出現了?;?。[12]知識稀缺性與土地財產有限性所導致的稀缺性完全不同,因為知識稀缺性卻同時以知識無限膨脹和可持續利用的矛盾形式展現出來,它在更大程度上揭示出稀缺性本身其實是法律建構的產物。因此,知識的稀缺性并不出自知識的有限性(知識并不因為使用而耗?。?。稀缺性是對一個有限性數量的范圍進一步篩選和界定的結果,它實際出自于經濟與法律系統的內在規約。事實上,正是對于知識的占有過程制造了知識的稀缺性,而這種人為建構的稀缺性又成為進一步知識攫取和占有的動機,而由這種知識占有所形成的系統運作循環,其實是整個知識產權制度得以建構的真實動力。

  

   由此形成的吊詭局面是:它一方面制造出自己的運作條件,另一方面又將這種由系統所造成的結果設置為系統運作的動力。正如學者所言,“知識產權法在私人產權與公共領域之間的界線,是一種法律上的人為設定(legal artifact),而非自然存在的現象”。[1](P.10)而為了掩蓋這一人為設定的吊詭,知識產權制度則建立起一整套連續運作的框架與條件。通過不斷的法律編碼,使稀缺性不斷進一步濃縮為擁有和不擁有的財產權分化形態。[2](P.217)

  

   知識稀缺性本來是法律建構的產物,但通過這樣一個法律系統自我運作和確認的過程,它就被置入一個經由知識創造、攫取、占有而不斷編碼化的法律系統之中,從而形成一個知識產權體系的特定歷史狀態。洛克勞動價值論范式的功能,就是把知識稀缺性與知識無限性之間的這一吊詭,轉化為有關知識勞動、創造與分配的正義問題,轉化為如何正當化知識勞動占有不平等的法律問題。

  

在古典知識產權的詮釋中,知識的創造本是為了降低知識的稀缺性,是為了推動文學藝術創作和發明創新的進程。但實際上,正是知識勞動本身制造出了知識的稀缺性,并且,在經過“擁有/不擁有”這樣的財產-法律編碼之后,原先的知識“多少”問題(A多一點知識,B少一點知識,但不會是全有全無的狀態)就被轉化為知識的“有無”問題(A有權占有知識,B無權占有知識),(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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