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英瑾:儒家怎么看待數據隱私問題

——兼論“數據化儒家”的可能性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214 次 更新時間:2019-05-21 23:36:30

進入專題: 儒家   數據化   大眾化  

徐英瑾  

  

   不得不承認,目下的中國文化重建工作,正在面臨著一種非常復雜微妙的局勢。一方面,國學的復興熱潮正在吸引大量的社會資源與學者的精力,去從事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理解與注釋和傳播工作;而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新技術載體的出現,又在全面地削弱各種傳統的文化信息傳播模式(特別是對于紙媒)的社會影響力,進而通過對于“娛樂至上”理念的擴散來抵消嚴肅文化的傳播學效應。耐人尋味的是,國內從事儒家政治哲學研究的學者,大多傾向于將自己的理論談話伙伴,定位為同樣屬于學者意識形態的自由主義或政治保守主義,卻很少顧及信息技術載體下的大眾意識形態樣態產生的動力學機制。在筆者看來,這種過于“不食人間煙火”的態度,或許既會削弱儒家在新技術條件下的說服力與傳播學效力,亦會加高在不同專業群之間業已存在的信息壁壘。而本文的目的之一,也便是本著“消除跨專業對話壁壘”的學術初心,向讀者展示激活傳統文化資源應對新技術時代的可能性,由此甚至為一種具有“數碼化的儒家”(digitalized Confucianism)色彩的新技術路線的發育,提供思想層面上的預備性討論。

  

   然而,使得本文的討論得以展開的“元語言框架”,既不來自于現代信息科學,也不來自于儒家傳統,而是來自于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謊災?,如果我們能夠足夠嚴肅地對待馬、恩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所提出的歷史唯物論觀點的話,我們就必須承認:儒家意識形態,正如馬、恩所面對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樣,并沒有一部脫離相關社會經濟運作的獨立的觀念史?;謊災?,對于儒家思想資源的激活,必須緊密結合相關觀念得以在古典中國歷史中展開的真實經濟學與社會學語境,而不能僅僅從經典文本的演化或傳承過程中獲得靈感。同時,這種結合歷史唯物論之自覺意識的考察方式,也為儒家思想與數據化時代的彼此接續提供了合適的“思想插槽”——因為典型的經濟學或社會學的考察方式本來就是很容易被“數據化”的。

  

   不過,泛泛地討論儒家對“數據化時代”的回應方式,或許會讓我們的討論失去足夠明晰的焦點。為了避免這一點,在本文中,筆者的討論將聚焦于“數據隱私權”的問題之上。筆者將試圖指出,儒家學說的核心經濟學命意,乃是將經濟與社會活動的數據管理權盡量鎖定在宗族層面上,而與之對應的“秦政模式”,則試圖通過對于上述數據的透明化而建立起古典時代的“大數據管理模式”。因此,與一些自由主義者對于儒家“壓抑私營經濟主體之自主權”的指控相反,古典儒家(特別是漢儒)或許恰恰是通過了某些復雜的“費邊戰術”來為宗族層面上的“數據隱私權”提供了特定的?;ご朧?。雖然很難說儒家的這一數據隱私?;ご朧┰誒飛纖鸕降淖饔檬賈帳欽嫻?,但是面對當代世界的個體隱私權全面受到大數據技術威脅,基于宗族意識的儒家隱私觀,在經歷了對于“宗族”概念的現代化解釋之后,或許能夠有力地補充基于個體的西方自由主義隱私觀。而小數據技術與家用機器人技術的結合,以及對于區塊鏈技術的合理運用,則可能在人口老齡化的背景下,為上述儒式信息觀的復興提供切實的技術載體。

  

從信息技術的眼光重新理解儒家的核心經濟哲學思想


   在本節,筆者將用現代語言重構古典儒家對于經濟數據的隱私權問題的一般看法,以便為后續的討論打下理論基調。眾所周知,至少從表面上看,儒家學說并不以經濟學問題為立論核心,而以倫理道德問題為自身第一聚焦點。不過,按歷史唯物論原理,道德問題實際上就是對于物質資源的分配次序問題(換言之,物質資源的“合理”分配形式即“合道德的”),因而所有的道德問題,無論其有多抽象,依然無法在脫離物質根基的前提下而被空泛地談論。按照這個眼光去重新審視儒家學說,我們就不難發現:先秦儒家學者對于西周政治制度的復古式眷戀,實際上就蘊含了其對于理想經濟資源組織方式——特別是“井田制”的希冀。

  

   以孟子在《孟子·滕文公上》對于井田制的經典描述為例,在井田制下“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雖然關于井田制在西周的實際踐行情況,經濟史家尚且有一定的爭議,但是根據這段文字描述本身,我們至少可以肯定:井田制實質上是在私人經濟資源與公共經濟資源之間的一種妥協方式:從空間維度上,每八個家庭本身都占有九百畝土地中的一百畝,因此,作為“公田”的最后一百畝土地并不占據土地面積上的優勢;從時間維度上,任何一個家庭都需要將耕作公田的時間資源的優先性置于耕作私田之上,以最大程度地防止“公共資源管理受漠視”的情況發生。這也就是說,井田制乃是時間資源配置方面 “以公為先”的原則與土地資源配置方面“以私為先”的原則的混合體。從這個角度看,簡單地用“集體所有制”“個人所有制”“公有制”等現代術語去為“井田制”貼標簽,都會遮蓋井田制作為“聚落公有制”與“(?。┘彝ニ兄啤敝旌閑翁謀鞠?。

  

   孟子的這種復古式經濟學理想,顯然包含了某種對于與經濟運作相關的數據資源的某種克制態度。具體而言,孟子既沒有提到劃分井田的具體量化原則(比如,戶口多的家庭是否有權分得更多的份額),也沒有提及各個家庭在耕種公田時的勞動強度與各自的勞動配額——而從邏輯上看,倘若他真的作出這個規定的話,那么井田制的外部描述者就需要對各個家庭的基本數據(人口構成、能力差異)進行全方面的采集。而孟子本人之所以對家庭運作與資源的具體分配如此不關心,恐怕并不是由于其原始語錄的散失等偶然原因,而是得緣于儒家對于“禮”的看重。其背后的深層理路如下:如果儒家所說的“禮”本身可以被視為宗法社會內部對于人際關系的一種軟性調節機制的話,那么附著在“禮”上面的情感因素就可以為特定道德語境下經濟資源的分配提供某種直覺性指導。由于這種直覺性指導不需要通過客觀化的數據描述方式而向更高級的資源分配機制提供反饋,所以客觀化的數據描述方式本身干脆就可以在這樣的宗族內部的經濟資源分配活動中被省略了,或至少被大大簡化了。而井田制,恰恰便是這種簡化的產物。

  

   而從歷史唯物論角度看,儒式經濟學運作的這種“小數據化”特征,實際上是以宗族經濟自身的強大為其邏輯前提的。不過,這一前提在西周封建制穩定運作的社會環境下或許還能成立,卻在東周春秋戰國的新社會環境下慢慢失效了。這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得緣于東周與西周各自經濟運作參數之間的不同:進入東周后,各個諸侯國貴族人口的增長與眾諸侯國控制地域的相對穩定性之間的矛盾,導致原有的土地資源分配方案,即使按照最粗糙的量化方式也難以被執行,由此導致封建集團內部成員的大量殘酷內訌。不理解歷史唯物論原理的先秦儒家學者卻倒果為因地將東周以來的社會變遷看成是“禮崩樂壞”的結果,而不去探究使得“禮崩樂壞”得以可能的社會經濟形勢。從這個角度看,先秦儒家對于經濟資源控制所牽涉的數據隱私權問題,只具有一種朦朧的意識,而缺乏一種真正的自覺。

  

   不過,先秦儒家對于歷史唯物論原理的這種隔膜,并不意味著從馬克思主義角度看,其對于經濟數據隱私權的訴求乃是完全不合理的。我們知道,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政治經濟學訴求,就是反對資本運作的普遍邏輯對于感性勞動的奴役,并由此完成“橫向經濟管理”對于“縱向經濟管理”的逐步替換。很明顯,在一種典型的“橫向經濟管理”模式中,對于高級縱向管制系統提供經濟運作數據的必要性會被自然地取消,因為這種縱向機制自身的機能都已經被削弱了。而儒家對于縱向數據控制權的強大保留態度,恰好在這個向度上與馬克思主義有些類似(請參看《論語·衛靈公》中的下述文字:“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這里的“無為而治”不妨可以被理解為縱向管理權的最小化)。

  

   此外,儒家的井田制理想雖然帶有濃重的小農經濟色彩,但這也未必就意味著儒家對于農業生產之外的工商業活動的全面否定。更確切的表達應當是這樣的:儒家雖然一直帶給世人以倡導“農本商末”的思想面貌,但這僅僅意味著儒家試圖在倫理規范的歧視等級中將商業邏輯置于親情禮教之下,而并不意味著儒家贊成將商業活動納入全面的官方管制之下。也正是基于這一立場,作為儒家史學家的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才以這樣的口吻來勸誡統治者:“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被謊災?,統治者要通過對于民眾商業活動的寬容以及相關經濟利益的放棄來獲得道德優勢——而從邏輯上看,這種放棄顯然意味著對于與商業活動相關的數據資源采集權的放棄。因此,儒家對于商人的道德鄙視與對于商業活動的“民營”性質的鎖定,在邏輯上恰恰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而這種貌似奇特的立場組合甚至使得他們或許也不可能去贊同日后英國在伊麗莎白一世時代所執行的“重商主義”(mercantilism)政策——因為從儒家的立場上看,經典重商主義所要求的集中國家資源以換取貿易順差的做法,必然帶來統治者的全面道德敗壞。

  

   而在儒家所生活的時代,與其真正構成競爭的經濟資源分配原則其實是來自于法家。不過,一說到“法家”,很多論者恐怕都會習慣性地將其與秦政(而不是西漢帝國)聯系在一起,殊不知在西漢武帝開始的統治經濟的運作方式,延續的其實依然是秦政的思路,只是其對于儒家在意識形態層面上的遵從,的確在相當程度上掩蓋了武帝統治“儒表法里”的實質。

  

   具體而言,秦漢帝國的核心經濟資源控制政策——“編戶齊民”制度——在實質上便是對于全帝國范圍內的最基本經濟數據(人口與土地資源)的控制。從目前出土的《居延漢簡》等地下史料來看,西漢地方政府對所轄地官民的姓名、相貌、戶口人數、子女人數、住宅價值、牲畜數量都有詳細記錄,并定期向上一級政府機關匯報,以利于各級政府根據這些數據組織人頭稅征收工作。同時,武帝時代開始的鹽、鐵專賣制度,亦使得諸如鹽、鐵之類的重要經濟資源的運作,全部處于政府的監管之下,由此使得掌握了這些數據的政府能夠利用信息優勢獲得超額經濟利益。很明顯,這樣的舉措對儒家所希冀的“以宗族為核心”的經濟體制構成了巨大的打擊:第一,編戶齊民使得宗族內的經濟運行數據信息變得更加透明,而使得宗族家長無法?;て涑稍鋇木美?,并由此失去道德權威;第二,鹽鐵專賣制度使得大商賈無法通過非官方的商品流通渠道積累財富,由此壯大宗族勢力。有鑒于此,我們不妨就用現在的術語,將秦漢帝國運作的秦政邏輯,稱為某種原始版本的“大數據主義”。

  

   但辯證地看,秦漢帝國運作背后的這種原始“大數據主義”,卻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儒家學者從自覺的層面上開始考慮維持儒式社會秩序的經濟基礎問題,并由此將先秦儒家所不自覺表露出來的“宗族式小數據主義”轉向某種更為自覺的理論形態。體現這種轉變的典型文獻,乃是西漢桓寬所筆錄的《鹽鐵論》,而此書亦恰恰集中體現了對鹽鐵專賣制度長久不滿的各地“賢良文學”(其背后又有各郡國宗族利益)試圖放松國家經濟管制的心聲。這里需要順便說一句的是,缺乏歷史唯物論教育的傳統儒家典籍分類者一向將《鹽鐵論》分類為不那么重要的“子部”,而不是地位最高的“經部”,殊不知從歷史唯物論角度看,《鹽鐵論》才是儒家經濟哲學的“秘密的誕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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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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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探索與爭鳴》201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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