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春松:董仲舒與儒家思想的轉折——徐復觀對董仲舒公羊學的探究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490 次 更新時間:2019-05-22 11:40:18

進入專題: 儒家思想   徐復觀   董仲舒   公羊學   春秋學  

​干春松  

  

   內容提要:徐復觀對于儒家的政治觀念有一個基本的設定,即民本政治。徐復觀認為,董仲舒與一般傳經之儒有不同的兩大特性:第一個是通過《公羊》來建立當時已經成熟的大一統專制的理論根據;第二個是他要使《公羊》成為其天的哲學的構成因素。董氏春秋學的方法可以概括為三個方面:“屬辭比事”“辭指”“微言大義”。這些方法主要是為了彰顯《春秋》大義。董仲舒之所以著力構建天的哲學,其真實背景是因為認識到,如像先秦儒家那樣用人格修養的方式來制約權力無邊的皇帝是不可能的,因此希望通過“天”的力量來制約;其次,通過對天道的解釋,以儒家的尚德思想來稀釋法家的嚴酷法律的影響。董仲舒通過春秋董氏學和天的哲學,完成了儒家形態和內容的重大轉折。但其基本的精神,依舊是先秦儒家的尊民抑君的精神。

   關鍵詞:董仲舒/儒家/公羊學/春秋學/徐復觀

  

   現代新儒家,雖然其核心話題是民主政治與中國思想的關系,且均富有濃厚的道德理想主義情懷,但是其致思方向稍有不同。如果說,唐君毅和牟宗三致力于儒家心性之學的闡揚和超越精神的發掘,那么徐復觀和張君勱則更關注政治和制度層面的分析。而其中徐復觀尤其關注秦漢的思想和制度之間的關系。陳昭瑛說:“當其他新儒家傾力于發展宋明理學的形上學時,他(徐復觀)卻把心力放在兩漢的史學、政治、社會、經濟等思想。他以一生所學,印證了先秦儒家無事不關心的性格以及全面發展的可能性,也暗示著儒學必須建立自己的具有現代意義的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歷史學、哲學人類學及文藝理論,才能使儒學成為對當代社會具有解釋力乃至改造力的思想體系?!盵1]對此,《中國人性論史》和《漢代思想史》等代表性的著作就是明證。

   徐復觀先生緣何對兩漢的思想關注甚多,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漢代是中國傳統政治結構形成的關鍵時期,同時也是儒家與中國政治結盟的開端。單純就思想形態而言,孔孟荀確立了儒家思想的基本形態,但是,在春秋戰國紛亂的社會中,這些觀念并沒有真正在社會政治生活中得到落實。而漢代,隨著大一統局面的穩定,儒家的“守成”特性,越來越被人們認識到。

   就儒學內部而言,儒家思想如何與漢代的政治相結合成為主要的關注點。一部分人側重于制度建構,例如叔孫通等人制定的朝儀,以及儒生們對于明堂、封禪等制度的討論,使儒學與實際的政治運行不斷地結合。另一部分則想在結合的同時保持儒家對于現實政治的批評性。如陸賈、賈誼、趙綰、王臧、轅固生等一直在強調儒家的德治相對于法家的壓力政治的優越性。與此同時,儒家經典系統也在進行有機的調整,在“受命”“改制”等觀念的影響下,儒家的經典一一特別是《春秋》——被儒生塑造為“為漢制法”,這樣,經典與現實政治之間的依賴關系被重構。

   漢王朝在建立之初,在制度上多是因循秦制,而在漢武帝之后,情況有了一些變化,最關鍵的是董仲舒之“天人三策”,試圖以儒家的觀念來改變漢初以來奉行的黃老道學,提出“獨尊儒術”來確立儒家思想主導性,以“五經博士”來取代秦以來的成分復雜的博士制度,而公羊學在這個過程中發揮了獨特的作用?!耙幻媸歉鍇刂?,排除了百家,一面是復古之統,專尊了六藝,專尊了古王官學,而同時又是漢代新王之創法,與古王官學性質又不同。但實際這只有孔子《春秋》是新創者,其書才始不是舊官學,而是為漢立制的新官學。因此,漢廷五經博士,無形中便讓公羊《春秋》占了主腦與領袖的地位”[2]。

   徐復觀先生對于漢代思想的關注是整體性的,但是因為春秋公羊學在漢初思想和政治實踐中的特殊性,所以,分析徐復觀對于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學的研究,對于進一步理解徐復觀對于漢代儒學的理解具有提綱挈領的意義。

  

   一、徐復觀論董氏春秋學的形成

   徐復觀先生對于儒家的政治觀念有一個基本的設定,即民本政治。他認為孟子所提出的“民為貴”是中國政治思想的一以貫之的立場。因此,無論是君主,還是在君主上面的神,人君所依憑的國,其存在的目的是民,只有民才是政治實體,而其他都是“虛位”。

   因為儒家存有對人的尊重和對人性的依賴,所以儒家否定了政治是一種權力或利益游戲的觀念,也否定了國家是一種暴力壓迫工具的觀點。德治作為一種內發性的政治形態,看重人性之所固有的善的自覺和擴充,這與重視外在制約的刑罰不同,禮才是社會治理的良方[3]245-246。

   在徐復觀看來,經過秦代的暴政,儒家的思想受到了空前的壓制,一方面是因為焚書坑儒的行為,使“六經離析”,另一方面則是嚴刑峻法的效率論取代了儒家德治的宏大理想。這樣的局面延續到漢代初期。雖然不斷有儒家學者強調儒家學說對于政治秩序的重要性,但是法家和黃老道學的混合依然是漢武之前的主要的統治觀念。所以,董仲舒之《春秋》學所要做的,是在漢代新的政治格局里為儒家尋求一種思想和制度之間的張力,即儒家要成為新的政治的合法性基礎,但又要避免為政治權力所控制?!爸偈嬖夂撼星孛鷓е?,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后學者有所統一”[4]2526。

   對于眾說紛紜的春秋學傳承譜系問題,徐復觀先生認定漢代公羊家的傳承樞紐是董仲舒而不是胡毋生。他說,關于公羊學的傳授,《史記》列董仲舒為首,而《漢書》將胡毋生居首。但事實上,董仲舒是真正的儒者宗主。對于有人將董仲舒看作是胡毋生的弟子,徐復觀加以明確的駁正。他認為《史記》和《漢書》都認為他們是同輩①,而從西漢公羊重要人物呂步舒、贏公、眭孟等都是董仲舒的弟子或及門弟子,“由此可斷定兩漢公羊之學乃出于董仲舒而非出于胡毋生,可破千載的迷霧”②。

   要確立董仲舒的首要地位,必然會面對公羊學的重要議題:“口說”。因為在有的傳承譜系中認定胡毋生是最先將“口說”著之于竹帛③,也就是說在成書之前,《春秋》的傳承主要是靠“口說”,《漢書·藝文志》說:“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洞呵鎩匪崴鶇筧說筆讕?,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于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鄒》《夾》之傳?!?

   以前經學家一般認為,《春秋》三傳中,《左傳》傳事不傳義,而《公羊》和《谷梁》傳義不傳事?!豆虼煩て諞攬靠詿氖?,其理由是孔子因有所避諱,而將他自己的意思,通過對于史實的整理而表述,而這些表述的內容在字面上是看不出來的,而是通過“口說”。

   晚清的康有為肯定“口說”,但認定董仲舒是唯一了解《春秋》“口說”的人??鄧?,《春秋》之義,不在經文而在“口說”,因為劉歆攻擊“口說”背離傳文,所以導致“口說”的絕滅,孔子之道也因此不再被人了解。而“董子為《春秋》宗,所發新王改制之非常異義及諸微言大義,皆出經文外,又出《公羊》外,然而以孟、荀命世亞圣,猶未傳之,而董子乃知之”[5]357?;蛐砜滌形娜芬源ト酥庾孕?,所以他在萬木草堂給學生講課的內容稱為《萬木草堂口說》,甚至認為:“董、孟、荀三子之言,皆孔子大義,口授相傳,非三子所能為也?!薄啊洞呵鎩分?,全在口說,口說莫如《公羊》,《公羊》莫如董子?!盵5]151徐復觀不認可《公羊傳》中的“口說”。針對何休所謂:“言無聞者,《春秋》有改周受命之制,孔子畏時遠害;又知秦將燔《詩》《書》,其說口授相傳;而漢公羊、胡毋生等乃始記于竹帛,故有所失也?!斃旄垂鄯床檔?,說孔子預知秦要焚書,那肯定是后儒的編造。而孔子口述之后,他身邊的那些弟子無所作為,一直要到漢代才把孔子的“口說”記之于竹帛,也說不通。

   不過,徐復觀用以論證他的結論的理由并非完全說得通,比如,他認為《春秋經》一萬六千字,《公羊傳》兩萬七千多字,共計四萬多字,這么多的文字靠口頭上的單傳是不可能的。這樣的論證不是基于材料,而是基于推斷,并不一定有效。

   徐復觀還認為“口說”是公羊家在與《左傳》或別的派別競爭時自高身價的辦法。他說,如果說孔子編訂《春秋》的時候,因要畏時遠害而有所隱晦,要采用口授的辦法,那么孔子死后,局勢發生根本變化的時候,再“口說”便沒有必要了[6]197-202。

  

   二、徐復觀論董氏春秋學的特點和基本方法

   不斷有學者對于《春秋繁露》的作者提出疑問。對此,徐復觀先生認定《春秋繁露》是董仲舒的作品,不過,徐復觀并不認為《春秋繁露》是一部純粹的“春秋學”著作,而是將《春秋繁露》中關于天人關系的部分和春秋學部分進行了區分,并由此來說明董仲舒與一般傳經之儒不同的兩大特性:第一個特性是通過《公羊》來建立當時已經成熟的大一統專制的理論根據。第二個特性是他要使《公羊》成為他天的哲學的構成因素[6]203。

   1.春秋董氏學的特點

   基于對董仲舒思想的特點的把握,徐復觀將《春秋繁露》一書中的八十二篇文章分為春秋學、天哲學和雜文三個部分。其中“春秋學”部分是引用《公羊傳》來發明春秋之義部分,其范圍從《楚莊王第一》到《俞序第十七》,再加上《三代改制質文第二十二》《爵國第二十八》《仁義法第二十九》《必仁且智第三十》《觀德第三十三》《奉本第三十四》,共計二十三篇。這樣的說法得到了鄧紅的支持,并補充說:“如真有必要劃分出《春秋繁露》的‘春秋學’部分的話,還應該加上引用了十三條之多的《深察名號第三十五》,及引用了九條的《順命第七十》等篇?!盵7]

   傳統的春秋公羊學中,并沒有對“天”的本原性和超越性的探討,不過,這些構成了春秋董氏學的重要內容,或者說,是董仲舒對于春秋學的發展。因此將《春秋繁露》分開“春秋學”與“天的哲學”,雖然凸顯了董氏春秋學與前代春秋學的區別,卻可能會對董氏春秋學、對春秋學在漢代的變革和更化產生不必要的誤解。

   根據徐復觀對于董仲舒的總體認識,我們或許可以推測徐復觀將董仲舒的“春秋學”和“天的哲學”刻意區分,是為了要將董氏思想中理性的成分和信仰的成分加以區分。也就是說他希望把傳統春秋學中被人看作虛妄的部分加以區隔。因為,在徐復觀的認識中,《公羊傳》和《春秋》本身是“謹嚴質實”,非假天事以言人道。他總結了《春秋學》的五大特點:

   第一,《公羊傳》本身是“謹嚴質實”的,絕無何休所說的“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亦無三科九旨之說[6]202。

   第二,孔子作《春秋》,意在藉批評二百四十二年的歷史事實,以立是非的標準,而非建立一門史學[6]202。

   第三,《公羊傳》除了把周王稱為“天王”以外,沒有出現一個宗教性或哲學性“天”字,這便說明它說的都是人道,而人道與天道,并沒有直接的關聯[6]202。

   第四,《公羊傳》中不僅絕無五行觀念,全書沒有出現一個“陰陽”的名詞,即陰陽的思想還未曾介入。

   第五,對于災異,徐復觀說,災異與君的失德有關,而天是以災異警誡人君,這是古老的思想。但是總體而言,孔門不憑災異以言人事,即是不假天道以言人道[6]203。

   徐復觀認為董仲舒的春秋天人之學④,以《春秋》綜貫儒家思想,來褒貶現實的政治,從而將《春秋》作為衡斷現實政治的法典。這樣,在政治思想上就是要把法家為統治者而統治的思想轉而儒家為人民而不是為統治者的基本立場。

其次,董仲舒綜合戰國末期的許多思想資源,特別是陰陽五行的思想,“把陰陽家五德運會的、盲目演進的自然歷史觀,轉移為政治得失上的反應,于是朝代的廢興,依然是決定于人世而不是決定于天命。(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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