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小楓:新史學、帝國興衰與古典教育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886 次 更新時間:2019-05-23 08:5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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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小楓 (進入專欄)  

  

   值此改革開放四十周年之際,親身經歷過這一偉大歷史變革的學人撫今思昔,都會對我國學界經歷的史無前例的巨大變化感慨萬千。1978年的“我們”在讀什么書、能讀到什么書?當時尚且年輕的“我們”在想什么問題,腦子里有怎樣的知識儲備和學術視野?如今,“我們”在思想學問和政治覺悟兩方面有了多大長進?晚近20年來,我國學術景觀變化之快,即便已經成為學界中堅的“70后”和“80后”學人,恐怕也有跟不上時代步伐的感覺。

   自1840年代以來,為了應對現代列強的進逼,深入認識西方文明的來龍去脈迄今仍是我國學人無法卸下的時代重負。一百多年來,國家接連遭遇共和革命、內部分裂、外敵入侵和封鎖圍困,數代學人很難有安靜的書桌和沉靜的心態面對紛然雜陳且蜂擁而來的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國家生存狀態逐漸改善,學界也在不斷拓展學術視野。盡管學術熱點數次更迭,教育面貌不斷更新,但“西學熱”始終是主流。僅舉犖犖大者,自1978年以來,我們至少經歷過“經濟學熱”“現代哲學熱”“社會理論熱”“后現代哲學熱”“古典政治哲學熱”。晚近10年來,隨著我國在國際政治格局中面臨新的挑戰,又迅速出現“世界史熱”(晚近5年來尤為明顯)。

   這會是最后一波“西學熱”嗎?很難說。但這個問題不重要,重要的是,任何一波“西學熱”都會對我國人文-政治教育的品質產生影響。與其想象我國學界還會在哪個學問領域開放自己的學術視野和學問意識,不如審視一下正在興起的“世界史熱”與人文-政治教育的關系,或者說審視我們正在形塑什么樣的世界歷史意識。畢竟,與其他學科的“西學熱”相比,“世界史熱”與我們的人文-政治教育的關系更為直接。

   1874年,時年30歲的尼采(1844 - 1900)作為巴塞爾大學的古典學教授出版了第二篇“不合時宜的觀察”(寫于1873年)。這篇題為“史學對于生活的利與弊”的小冊子一向被視為尼采關于史學的論著,其實,它的真正主題屬于如今的教育學,因為其問題意識是新生的德意志帝國應該形塑什么樣的人文-政治教育。[1]

   尼采寫下這篇文章時,德語學界的“世界史專業”已經發展成熟,而且與巴塞爾大學史學教授布克哈特(1818 - 1897)開設的三次“史學研究導論”課(1868 - 1872)直接相關。[2]尼采對這位前輩和朋友十分敬重,但他仍然忍不住提出警告:

   我把這個時代有權利(mit Recht)為之驕傲的某種東西,即它的史學教育(historische Bildung),試著理解為這個時代的弊端、缺陷和貧乏,因為我甚至認為,我們所有人都患上了一種折磨人的史學熱?。╠en historischen Fieber),而且至少應當認識到我們還有這種病。[3]

   盡管這話在今天會讓我們難堪,但我們要理解這一刺耳之言的含義卻并不容易:尼采為何認為新興的史學教育對國家的人文-政治教育會帶來致命危害?

  

   “世界史”誕生的地緣政治含義

   渴求來自身體的需要,晚近的“世界史熱”明顯出自國家身體變化的需要。隨著我國在經濟上成為世界大國,重新認識中國在世界歷史中的位置,自然會成為我國學界的身體需要。

   在我國大學的文科建制中,世界史專業迄今相當纖弱,明顯不能適應國家成長的需要。2011年,教育部將世界史專業從二級學科提升為一級學科,但這個專業顯然沒可能短時間內變得強健。我們值得問:推動晚近世界史翻譯熱的有生力量從何而來?

   在大學任教并從事研究的世界史專業人士大多在國別研究或區域研究的海量材料中辛勤耕耘,憑靠現代社會科學的各種新派方法積累實證成果,不大可能成為這股世界史翻譯熱的有生力量。反過來說,由于專業劃分明細,且受人類學/社會學方法支配,世界史專業人士未必會感覺得到,自己的學問意識、研究取向乃至學術樣式正面臨嚴峻挑戰。

   在18世紀啟蒙時代的歐洲,“世界史”作為一門現代學科才初見端倪。德意志哥廷根學派健將施洛策(August Ludwig von Schl?zer,1735 - 1809)40多歲時,為了讓自己的女兒成為受過教育的“有學養的女士”(gelehrte Dame),在1779年出版了《為孩子們準備的世界史:少兒教師手冊》(第一卷)。[4]該書算不上西歐學人的第一部“世界史”,但它可能算得上第一部德語的為青少年編寫的世界史教科書。兩年后(1781),捷克的天主教修士、教育家帕瑞切克(A. V. Parizek,1748 – 1822)也出版了一部德文的《給孩子的世界史》(Weltgeschichte für Kinder)。由此可見,現代文教剛剛形成之時,世界史就成了重要內容之一。[5]

   施洛策首先是研究德意志帝國史的專家,同時也是德意志學界研究俄國史的開拓者。這意味著,“世界史”作為一門學科在其誕生之時就與歐洲大國之間的地緣政治沖突有內在關聯。

   希羅多德(約前480 - 前425)在西方有“史學之父”的美譽,他的《原史》盡管在今天的實證史學家看來有些不靠譜的“八卦”,卻因探究“希波戰爭”的成因和過程而成了今人能夠看到的人類有記載以來的第一部“世界史”。[6]這提醒我們應該意識到,“世界史”的含義首先并非指編年通史,而是探究人類不同政治體之間重大地緣沖突的成因、過程及其影響。不用說,隨著歷史的演進,這樣的事件越來越多,與此相關的紀事性探究也越來越多。

   盡管如此,并非每個經歷過重大政治沖突的政治體都留下過這類“史書”。記住這一點,對我們眼下關切的問題不能說無關緊要。

   18世紀的施洛策既研究本國史,又研究他國史,難免會對“世界史”形成一套自己的理解,這樣的史學家在歐洲并不少見,而在我國學界迄今屈指可數。這并非不可理解,因為,“世界史”作為一門史學專業的形成與兩件歷史大事相關,而我們對這兩件大事的反應都過于遲鈍。

   首先,歷時三個世紀的地理大發現(15世紀末至18世紀末)給歐洲學人帶來了整全的世界地理視野。[7]19世紀的法國有個獻身少兒教育的作家叫凡爾納(1828 – 1905),他的好些作品最初發表在《教育與消遣雜志》(Magasin d’éducation et de récréation)上。筆者上高小時讀到過他的《海底兩萬里》(中譯本1961),但直到接近退休年齡才知道,他還寫過給孩子們看的三卷本《發現地球:偉大的旅行與偉大旅行家通史》(Découverte de la terre: Histoire générale des grands voyages et des grands voyageurs,1870 - 1880),讓法國人從小就知道公元前5世紀至19世紀的兩千多年間那些著名旅行家和航海家的事跡,凡爾納也因此被授予榮譽軍團騎士勛章。[8]該書中譯本與原著相隔足足一個多世紀之久,在今天看來有些不可思議。

   第二件世界歷史上的大事更為重要:在施洛策身處的18世紀后半期,爭相崛起的幾個歐洲強勢王國之間的地緣廝殺已經越出歐洲地域,蔓延到新發現的大陸——不僅是美洲大陸,還有我國身處的東亞和內亞大陸。若要說施洛策的世界歷史意識與他所屬的政治體的地緣政治處境有內在關聯,并非臆測。畢竟,對歐洲各國人來說,他們各自所屬的政治單位一直處在激烈而且錯綜復雜的地緣沖突之中。嚴酷的生存處境讓他們類似本能地懂得,“世界”從來不是和諧的“天下”,所謂Weltgeschchte[世界歷史]不外乎各種政治體之間的地緣沖突史。

   在寫于1929年的一篇世界史短論中,施米特開篇就說:

   我們身處的中歐生活在sous l’?il des Russes[俄國人的眼皮底下]。一個世紀以來,他們內心緊盯著我們偉大的文化和制度。他們強大的生命力足以掌握我們的知識和技術,使之成為自己的武器。他們所秉有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勇氣,以及他們正教的善惡力量無可匹敵。[9]

   認識自己的遠近鄰人的稟性,是希羅多德所開啟的世界史認識的基本原則。施米特所說的“一個世紀以來”,正是施洛策的《為孩子們準備的世界史》出版以來的150年。當施米特寫下這篇短論時,我國讀書人大多還沒有充分意識到,由于西方列強的煎逼,日本人很快學會了模仿西方帝國主義,積極掌握西方人的知識和技術,使之成為手中的武器用來征服中國。[10]

  

   《新史學》呼喚新的教育意識

   1904年2月至1905年9月,為爭奪對我國遼東半島的控制權,日本與俄國在我國土地上打了一場典型的“世界史式”的戰爭。因為,這并非僅僅是日俄兩國之間的戰爭,背后還有英國和法國在遠東的角力,實際上是英日同盟與法俄同盟之間的戰爭。德國和美國正在崛起,為了各自的利益,美國支持日本,德國則支持俄國,即便當時德國與法國在歐洲仍處于敵對狀態。

   兩個異國在我國土地上爭奪地盤已經不是頭一回。1622年6月,荷蘭人在東印度群島站穩腳跟后,曾攻擊葡萄牙人占據的我國澳門,以圖奪取通往日本和我國臺灣的海上交通線的控制權,遭葡萄牙的澳門守軍用火炮給予重創。盡管如此,就戰爭規模而言,歷時長達一年半的“日俄戰爭”仍算得上我國歷史上史無前例的大事。直到今天,我們對這場戰爭的成因、過程以及歷史影響的探究遠遠不及日本史學界,頗令人費解。[11]

   戰爭爆發之前兩年,流亡日本的梁啟超(1877 - 1929)在報紙上發表了名噪一時的《新史學》(1902),史稱我國現代史學意識的開端。[12]梁啟超痛斥中國傳統史書有四弊,根本理由是傳統史學無助于中國“強立于此優勝劣敗之世界”。

   在筆者看來,這篇文章也理應被視為呼喚我國現代新式教育的標志性之作。畢竟,梁啟超對“舊史學”的指控明顯帶有改革傳統教育的意圖。他指責說,我國歷代積累的史書已經“浩如煙?!?,讓人“窮年莫殫”:

   即使有暇日,有耐性,遍讀應讀之書,而茍非有極敏之眼光,極高之學識,不能別擇其某條有用,某條無用,徒枉費時日腦力。(《新史學》,頁9)

   梁啟超并沒有無視我國古代史書中蘊藏著政治智慧,問題在于,并非只要是讀書人都能汲取這些智慧,遑論普羅大眾。從古代史書中汲取政治智慧需要“極敏之眼光,極高之學識”,而這樣的人古今中外任何時代都數不出幾個。如今,非動員全體國民不能救國于危難,徹底更改史書的寫作方式,編寫全新的歷史教科書勢在必行。

   結束對中國傳統史書的針砭時,梁啟超發出了迄今傳誦不衰的呼吁:

   嗚呼,史界革命不起,則吾國遂不可救。悠悠萬事,惟此為大。新史學之著,吾豈好異哉?吾不得已也。(《新史學》,頁9)

   這不也是在呼吁“新教育”嗎?史界革命與教育革命是二而一的事情。首先,必須重擬史書內容;第二,必須為國民而非為少數人寫史,這意味著必須普及史學教育,“以激勵其愛國之心,團結其合群之力,以應今日之時勢而立于萬國者?!?

   當時的中國還沒有“國民”,要讓“臣民”成為“國民”,就得憑靠新式教育塑造“國民”意識。因此,梁啟超有理由認為,新式教育的第一要務是改變史書內容和書寫方式施行“國民教育”,否則,“聲光電化”之類自然科學知識只會培育出“世界公民”。

接下來的問題是:重述歷史應該依據何種史學原則呢?(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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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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