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淡寧 吳萬偉:論中國垂直模式的民主尚賢制

——對讀者評論的回應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85 次 更新時間:2019-07-05 23:39:43

進入專題: 賢能政治   民主尚賢制     民主     儒家     道家     群眾路線  

貝淡寧 (進入專欄)   吳萬偉  

   【譯】吳萬偉

   內容提要:無論是從歷史背景、國民素質還是國家規模來看,我們都應該用由“基層民主、上層尚賢、中間可進行政治實驗”的“垂直民主尚賢制”理想來評價中國的政治現實。中國已經形成了諸如集體領導、任期制和年齡限制等制度,來彌補政治尚賢制合法性不足、體系僵化、濫用權力的缺陷。相反,高層的選舉民主將破壞“垂直民主尚賢制”的優勢。非選舉形式的政治參與如監督政府的權利、提供建議的權利,則能夠幫助滿足體制外具有公共服務精神的人的愿望。毛澤東革命時代的“群眾路線”和道家對尚賢的批判,能夠幫助改善尚賢制在體制外群體中的合法性,幫助基層民眾獲得參與政治的場地,幫助精英對群眾的需要作出更加積極的回應,幫助賦予得到社會尊重的其他生活方式以合法性,讓政治尚賢制的“失敗者”也能夠看到生活的意義。

   關 鍵 詞:民主尚賢制  民主  儒家  道家  群眾路線

  

   拙著《賢能政治:為什么尚賢制比選舉民主制更適合中國》的出版①,在讀者中產生了熱度和光亮?;樸袼澈土蹙┫5牧狡纜鄄巳榷娶?,章永樂和曹峰的兩篇評論產生了光亮③。筆者對產生光亮的評論特別感興趣,因為能從中學到很多東西。但是,也需要對產生熱度的評論作出回應,因為澄清誤解和闡明難以調和的分歧非常重要。請允許筆者從討論前兩篇評論開始,然后再談論從后兩篇評論中學到的東西④。因為文章篇幅所限,筆者無法回應所有的細節性論證,也不會進行無謂的辯解。

  

   既認同政治民主制又肯認政治尚賢制有什么錯?

  

   澄清政治尚賢制與民主的關系非常重要?;樸袼澈土蹙┫6既銜?,不管在哪一級政府,也不管有什么樣的歷史和文化背景,民主都應該作為挑選和提拔領導的標準。他們反對任何形式的政治尚賢制,對自孔子和柏拉圖時代以來政治理論家們都一直在激烈爭論的問題提出一勞永逸的解決辦法,試圖徹底解決政治統治問題。本人的觀點是應該對背景保持高度的敏感。我要捍衛的理想是“垂直的民主尚賢制”——基層民主,上層尚賢,中間可進行政治實驗。民主指的是民眾當家作主,政治尚賢制指的是旨在挑選與提拔能力和品德高于平均水平的人擔任官員的政治制度。在筆者看來,民主制和政治尚賢制都很重要,我們需要思考如何在特定背景下將兩者完美地結合起來。

   本人的主張是應該用垂直的民主尚賢制理想評價中國的政治現實,但不一定用來評價其他政治現實。筆者將把這個原則用在當今中國背景下來顯示理想與現實之間存在的巨大鴻溝,并提出縮小鴻溝的建議措施。那么,為什么應該用垂直的民主尚賢制作為評價中國政治制度的標準?原因有四。首先,國家的規模很重要,這個理想僅適用于大國。治理像中國這樣地域廣闊和多樣性難以置信的國家要困難得多,將中國與自然資源豐富、同質性強的小國相提并論并沒有多大的幫助作用⑤。而且,在大國的政府高層,問題極其復雜,常常不僅影響社會的多個領域,而且影響世界其他地方和人類的子孫后代。大國的領袖擁有在基層政府工作的政治經驗,并且政績顯著,政治成功的可能性就更大些。選舉民主制或許適合小國或者大國的基層政府。即便出了毛病如民粹主義盛行,思想狹隘,鉆牛角尖,忽略長遠規劃,缺乏對子孫后代或世界其他人的關心等,那也不是世界末日。但是,大國高層出現重大錯誤就有可能導致世界的毀滅。尼加拉瓜沒有簽署有關氣候變化的巴黎議定書,沒有人對此事實感到擔憂,但是,如果特朗普總統完全忽略這個議定書,可能就是全世界的災難。龐大政治共同體高層領袖的政策影響到數億人的生活,包括子孫后代和世界其他人的生活。因此,政治尚賢制的理想更適合評價像中國這種大國的高層政治制度。

   其次,政治尚賢制理想在中國具有悠久的歷史。在兩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就為君子擁有更好才能和品德的觀點辯護(這與更早時期的“君子”出身貴族家庭的含義形成對比),從那以后,中國知識分子一直在辯論官員應該具備什么樣的才能和美德,如何評價這些才能和美德,以及如何將選拔德才兼備官員的政治體系制度化??梢院斂豢湔諾廝?,賢能政治理想在中國歷史上的大部分政治辯論中都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常識⑥。中國長達兩千年的復雜官僚制度可以被視為將賢能政治理想制度化而持續不懈的努力。但是,這個理想并不一定適用于那些賢能政治并不處于核心地位、且沒有悠久的尚賢官僚體系的政治背景下的政府。而且,創建賢能政治機構的挑戰性極大,往往需要幾十年的努力才能顯示成功與否(與此相反,即使在像伊拉克和阿富汗這樣動蕩不定的國家,將自由和公正的競爭性選舉制度化并沒有這么困難;至于那些選舉是否為這些政治共同體帶來好的結果,則是另外一個問題)。

   第三,垂直的民主尚賢制在過去四十多年里已經激勵了中國進行政治改革。西方媒體的典型話語是中國一直存在實質性的經濟改革,但政治改革付之闕如。不過,那是因為高層選舉民主被視為判斷是否進行政治改革的唯一標準。如果我們拋棄這個教條,中國政治制度在過去幾十年顯然已經進行了實質性政治改革,主要的變化是政府高層在確立賢能政治方面作出的嚴肅努力。在接受“文革”時期極端民粹主義和任意性獨裁專政的災難性的教訓之后,中國已經準備好在高層依靠經過尚賢制選拔的官員來治理國家,中國的領袖能夠重新確立尚賢傳統的元素,如以考試成績為依據的領袖選拔和在政府基層根據官員政績提拔干部——這與塑造中國皇權時代歷史的大部分時間內的政治制度形式(但不是在內容上)幾乎沒有什么不同——并沒有引起多大爭議。從那以后,賢能政治已經鼓勵政府進行政治改革,高層更多地強調教育和考試,在基層則強調政治經驗。理想與現實之間存在很大的鴻溝,但是政治改革背后的動機仍然是垂直的政治尚賢制理想。

   第四,調查結果一再顯示中國的賢能政治理想(即監護人話語)尤其是在政府高層得到了廣泛的支持。這個理想得到廣泛贊同,而且這種贊同的廣泛程度遠遠高于通過選舉選拔領袖的理想。賢能政治理想也被廣泛用來評估政治制度。腐敗問題之所以成為大眾心中的大問題,部分原因在于民眾的期待,他們認為經過尚賢制選拔出的領導本來就應該擁有高尚的美德。但是,在賢能政治理想沒有得到廣泛贊同,也沒有被典型地用來評價其政治領袖的社會中,賢能政治理想不一定是評價其政治進步(或退步)的合適標準。

   雖然如此,拙著論及該議題的方式或許導致讀者產生了誤解?!按怪鋇拿裰魃邢橢啤筆且恢智魘貧薔孕暈侍?。此一說法可能給人留下了這樣的印象,似乎反對在基層實行任何形式的政治尚賢制,或反對在高層實行任何形式的民主制。實則,筆者并沒有否認基層需要某種形式的賢能政治,高層需要某種形式的民主,雖然原則仍然是“政府層次越高,選拔領袖的尚賢制需求也越大”。本書在中國大陸推出的時候,典型的反應是賢能政治不僅為高層所需要,基層更加需要,因為基層選舉常常有舞弊和腐敗的現象。比如在山東省,受到梁漱溟“鄉村建設運動”啟發的儒家知識分子在農村開展道德教育,這種旨在改善村級決策質量的尚賢制是能夠和應該受到歡迎的。但是,它們不應該取代民主基礎,最終的目標應該是在基層實行更多的民主,因為民眾最清楚本地的需要,也最有資格評價領導人的行政水平。

   與黃玉順和劉京希一樣,筆者也贊同政府高層需要更多的民主。與法西斯主義和極權主義不同,政治尚賢制與大部分民主價值觀和實踐是相容的。從理論上說,非選舉形式的政治參與如咨詢、協商性民意調查以及言論自由,與高層的政治尚賢制是相容的。但是,政治尚賢制與最高層領袖的競爭性選舉格格不入,因為高層領袖的競爭性選舉將破壞旨在選拔有經驗、有能力、有美德的領袖的制度優勢:沒有任何政治經驗的民選領袖(如唐納德·特朗普)能夠一步登天,卻犯下很多“生手錯誤”;民選領袖不是在思考政策,反而可能花費很多寶貴的時間去籌款和一遍一遍發表同樣內容的演講;民選領袖會受到短期選舉考量的限制,整個政治共同體和人類社會的長遠利益將因此受到損害。

   那么,筆者與黃玉順和劉京希的觀點分歧何在?差別是政治性的,而非哲學性的。他們反對任何形式的政治尚賢制,更喜歡在包括政府高層在內的任何層次上都實行選舉民主。他們認為民主是具有普世價值的原則,應該作為評價政治進步與否的標準,根本不考慮國情如歷史背景、國民素質和國家規模。筆者的觀點與他們不同。筆者完全贊同某些普遍性價值觀,正如拙著所提到的那樣,有關基本人權,世人有廣泛的共識,另外人們普遍反對奴隸制、種族滅絕、屠殺、虐待、長期性任意拘留、系統性的種族歧視等。人們普遍贊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筆者也認為,隨著社會不斷現代化,對民主的需要也越來越多。隨著社會越來越復雜,公民受教育程度越來越高,欲求也越來越多,人們需要更多的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非選舉形式的政治參與如監督政府的權利、提供建議的權利,能夠幫助滿足體制外具有公共服務精神的人們的愿望。這些趨勢是包括新加坡在內的其他現代化東亞社會的典型特征。非常明顯的是,新加坡求助于尚賢制作為其合法性來源之一,我們沒有理由認為中國是個例外。但是,高層的選舉民主將破壞“垂直民主尚賢制”的優勢,那是我們的分歧所在?;樸袼澈土蹙┫?贍懿煌庹飧齬鄣?,但至少我們需要清楚分歧在什么地方。筆者準備好改變自己的想法,但黃玉順和劉京希也需要解釋,在擁有得到民眾廣泛支持的賢能政治傳統的大國,為什么認為在高層實行選舉民主仍然有好處。

   不是簡單地明確表達自己的偏好,他們需要用當今社會科學和歷史的證據來支持自己的主張,同時還要解釋為什么民眾選擇的領袖更有可能處理全球性挑戰如氣候變暖和管理危險的人工智能。筆者渴望進行類似的辯論。筆者希望辯論能以文明的和相互尊重的方式進行,這樣我們可以從交流中相互學習和提高:孔子和約翰·斯圖亞特·密爾(John Stuart Mill)肯定同意我們應該竭力學習其他觀點。筆者真誠希望從批評者身上學到更多東西,現在請允許我轉而討論為我提供學習機會的兩篇評論。

  

   群眾路線和老莊傳統是規避政治尚賢制缺陷的思想資源

  

   拙著第三章討論了政治尚賢制的缺陷,并提出了彌補高層缺乏選舉民主的缺陷的若干建議。政治尚賢制的第一個缺陷是根據德才兼備原則選拔出的領袖可能濫用權力。筆者認為中國已經形成了諸如集體領導、任期制和年齡限制等制度來解決這個問題⑦。但是,僅有這些保證還不夠。要解決腐敗問題,需要進行儒家道德教育和制度保證。意想不到的是,反腐敗運動在本書出版后的幾年里迅速取得成功。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反腐敗運動依靠“法家”的傳統,也就是說,使用令人恐懼的嚴厲懲罰作為恢復社會秩序的手段。但是,“法家”措施只能在短期內有效。若要獲得長遠的成功,就必須讓官員從內心認定腐敗是道德罪惡,需要他們在根本不擔心暴露的情況下主動戒除腐敗。所以,筆者仍然認為強調修身的儒家道德教育仍能發揮重要作用。令人鼓舞的是,儒家道德教育已經被納入正規的學校教育和培訓官員的黨校教育體系之中。但是,觀念改造的成功需要花費很多時間,這樣的措施還需要配套性舉措,包括提高官員的工資、清晰劃分經濟權力和政治權力等。

   政治尚賢制的第二個缺陷是它可能導致政治等級體系的僵化。這是中國行政系統的沉疴宿疾,經常需要重新思考尚賢觀點和機構設計,以便打破僵化的等級體系,確保政治共同體內成員之間的機會平等⑧。在當今中國,最大的問題或許是貧富差距的拉大,結果是出生于富裕家庭的人擁有更好的機會走上獲取政治權力的道路。因此,必須縮小貧富差距,但這也需要許多年的努力才能實現。

第三個缺陷是合法性問題。在政治尚賢制中,高層沒有競爭性選舉,(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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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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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 《文史哲》 2018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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