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兵:知識分子與文化民族主義的迷思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578 次 更新時間:2008-12-20 00:52:40

進入專題: 知識分子   文化民族主義  

唐小兵 (進入專欄)  

  

  對于20世紀的中國來說,知識分子與文化民族主義的關系一直充滿了悖論。一方面,晚清以來,在國事蜩螗和救亡圖存的歷史語境里,傳統文化被知識分子解釋為造成中國積貧積弱的根源,因此,尋求富強的中國應該徹底地肅清傳統文化的遺毒,根除傳統的思維方式與語言習慣,這自然導向一種歷史虛無主義取向的文化激進主義,這以打倒孔家店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等為標志,以文化大革命的“破四舊”為巔峰,這可謂是一種反向的文化民族主義;而另一方面,中國知識界也存在一種強大的文化保守主義思潮,認為中國僅僅是在經濟-科技等器物層面上不如西方而已,中國的道德與倫理等精神傳統,完全可以與西方一比高低,甚至應該成為凝聚民族認同、增強民族自信的核心價值,這以1935年陶希圣、何炳松等十位教授聯名簽署的《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以及1958年張君勱、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發表在香港《民主評論》上的宣言《中國文化與世界——我們對中國學術研究及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認識》為標志性的文本。

  這兩種對待傳統文化的不同態度,其實共享著相同的歷史前提,那就是無論反傳統,還是高揚傳統,都是發生在一個曾經強大而今落后挨打的弱國之中,因此,對于傳統文化的反叛或者回歸,其根本的落腳點,往往并不在文化,而是在國家,準確地說就是作為“東亞病夫”的中國人如何鑄就一個現代化的民族國家,正因為這個原因,中國的文化民族主義,從一產生以來,就是一種政治性的文化民族主義,承載文化民族主義的主體不是文化,而是國家。

  歷史似乎總是在重演,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除了對文革的反思之外,同時也走向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再一次檢討,中國追尋現代化的起點重新回到了與傳統如何割裂的歷史原點之上,知識分子的反傳統的文化民族主義情緒,在聳動一時的紀錄片《河殤》里得到了最強勁的表達,中國的新生再一次被描述成必須與傳統的政治、文化結構等告別。而到了1990年代以后,市場經濟全面興起,中國迅速地卷入全球化的世界體系之中,物質主義和消費主義席卷中國,在這種情境下,曾經呼喚現代化的知識分子突然發現,一種不注重文化精神的現代化只能催生欲望的機器和單向度的消費動物,因此,文化保守主義重新崛起,國學熱、讀經熱開始出現。

  及至今日,以于丹等講述傳統經典的學者的風靡一時,奧運會開幕式的傳統文化的全面展示,中韓民間對于傳統文化符號的爭奪等為標識,知識分子的文化民族主義無論是在草根民間,還是在國家意志層面,似乎都得到了強有力的回應。

  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文化民族主義,呈現出復雜的思想光譜,至少,我們可以發現其沿著兩個路向展開。首先是文化保守主義者所體現的文化民族主義,這部分知識分子認為面對今日中國的道德淪喪和精神空虛,只有回到傳統的思想資源和心靈智慧,才可能找到診治的靈藥,而儒學自然成為他們的首選,儒學所包含的倫理準則被闡釋成現代人必需的心靈雞湯。有人甚至認為,應該從傳統來尋找政治合法性的資源??迪庠謐罱囊桓齬賾諼幕褡逯饕逶碩難芯勘ǜ胬錁腿銜?,當代中國的文化民族主義運動將降低外來文化的影響(包括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而增強本土文化的影響力,而本土文化在他看來,主要是儒家文化,最終儒家文化將取得文化領導權,并引導中國政治走向王道政治,并改變世界的文化格局與人類命運。

  知識分子的文化民族主義的另外一個面相,則是反西方的文化民族主義。隨著后殖民主義、后現代主義、文化研究等思潮在中國學界的傳播和興起,西方的形象開始自我分裂,西方所代表的“現代性”不再成為一個必須效法的樣板,反而成為一個利用全球化和資本的魔力,到處摧毀本土文化和地方性知識傳統,削弱民族國家主權,宰制后發民族國家的“魔咒”。很吊詭的是,這種反西方的文化民族主義,在多數曾經留學或至今居留在西方發達國家的左派學者那里,反而得到了強烈的表現。旅居紐約的張旭東的《全球化時代的文化認同》無疑是一個代表性文本,他在書中指出,中國傳統上是一個大帝國,民族、文化、文明、政體——所謂天朝文物制度——是一個整體,而繼承了這個生活世界的“社會主義新中國”哪怕在理論上再馬克思主義,在實質上仍然是一個“文化與民族的重合體”。他所強調的是中國歷史的自然延續,終將保存傳統的精髓,當然這種信心也不是沒有猶疑和困惑的,張也曾發出二十一世紀我們如何做一個中國人的“天問”,其背后隱含的顯然是對于全球化時代中國文化可能消逝的隱憂。

  而黃平則在最近發表于《天涯》雜志上的一個訪談《現在中國最需要的是偉大的思想》里,反復吁求今天的中國需要偉大的思想。這種思想在我看來,就是指一種基于中國文化傳統的具有原創性的思想體系。他遺憾地指出,現在需要的是與這個時代的需求緊密相關的偉大思想,使人們(不只是決策者)在制定戰略、規劃步驟時也能感受到它們的啟迪或警醒作用。說實在的,思想的匱乏與我們的體積、規模、速度和悠久的歷史、文化、傳統是不相稱的——這么偉大的社會變遷,這么深刻、快速、涉及每一個人每一天的生活和整個社會的全方位變化,特別需要偉大的思想能夠既讓自己心知肚明,也讓別人即使不同意至少也能傾聽和理解,這是一個極大的遺憾。他認為中國知識分子太過于依賴西方的思想體系和話語方式,而中國在世界所展示的孔子學院、民俗文化(扭秧歌,舞龍獅等)過于簡單化和模式化,根本沒有展現出中國文化的精神特質。簡言之,黃平所呼喚的是,中國,尤其是中國知識分子在面對西方的時候,要有文化自覺和自主性,而建立這種文化自覺應該回歸傳統和立足中國的現實去尋求靈感。這樣,文化保守主義與左派學者,在文化民族主義這個議題上令人驚異地殊途同歸了?;廝?0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史,即使主張全盤西化論者如胡適,都或多或少地存在文化民族主義的情調,只不過他強調的是通過慘痛的集體反省來重建文化的信心,而如錢穆、呂思勉等歷史學家更不必說??梢運?,文化民族主義成為推動知識分子的學術創造甚至政治實踐的強大心理動力,自有其歷史合理之處,而文化民族主義只要不走向排他性的極端民族主義,都是在可接受的范圍之內。

  如何理解發生在今日知識分子階層的這種文化民族主義?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或許在于伴隨著中國在世界的崛起,與物質力量的迅速擴張相比較,中國的精神文明在全世界并無相應的位置,世界僅僅把中國當作全球化生產鏈條上的低端,也就是進行加工的“世界工廠”。這種經濟發展與精神停滯之間的巨大落差,讓自以為已是大國國民的知識分子的文化民族主義情緒迅速膨脹起來,希望向世界輸出的產品的標識不再是“made in China”(中國制造),而是“Cultured in China”(中國創造),換言之,希望中國的文化傳統和精神文明能夠向世界輸出,并獲得廣泛的認同。其次,中國的崛起,在世界自然有一個漫長的接受過程,更何況宣稱以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為政治理念的中國,與奉行自由民主制度的資本主義西方之間,雖然在經濟上可以開展全方位的合作,但是政治的鴻溝并不是一朝一夕之間可以消除的。年初的拉薩事件,奧運火炬的境外傳遞,西方社會都以人權、自由等政治符號為理據批評中國,在西方媒體和國際社會看來,這是為了一個更美好和民主的中國,而在部分中國知識分子看來,這是奠基于經濟強權之上的傲慢,是對于中國人民的公開羞辱,這種創痛感和屈辱體驗,反過來導致一種類似于“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民族情緒的強烈反彈,逼使他們為中國的現代性的獨特性辯護,而這種訴諸國情的辯護最后往往會追溯到中國文化傳統的獨特性。最后,我們也許可以從精神層面來理解這種文化民族主義的興起。今日的中國已經陷溺在全球化意識形態之中,這種意識形態以經濟-科技的發展為杠桿,以消費主義和功利主義為價值內核,以史華慈所謂的物質主義末世救贖論為人生模式,所造就的是一個扁平化和空心化的世俗社會。這個世俗社會許諾了塵世的幸福和感官的滿足。但這種情勢,在知識分子看來,卻可能導致人性的沉淪和道德的淪喪,甚至中華民族文化的平庸化和墮落。這個世界變得不再令人著迷,相對比較敏感的知識分子階層體會到全球化意識形態的“異己感”,因此,他們呼喚以文化民族主義來抵擋這股來勢洶洶的消費主義潮流,從民族的文化傳統來吸取診治現代性之病態的良藥。

  如果我們仔細檢視知識分子身上所體現的文化民族主義的歷史與現實,我們就會發現一個共同的一直揮之不去的“幽靈”,這個幽靈就是“焦慮”,一種急于創造歷史和被主流認同的焦慮感。歷史中的焦慮指向對中國將亡國滅種的恐懼和擔憂,因此,試圖從民族文化傳統里抽取價值認同和思想資源,來凝聚社會共識、強化民族自信,以抵擋外族入侵、取得一個主權國家的世界位置;1949年新中國的建立,基本上消除了知識分子在政治層面的焦慮感,但是,文化大革命中政治運動對各種文化的破壞,改革開放以后發展主義意識形態對文化的損毀,導致中國知識分子產生一種新的焦慮。他們擔心本已所存無幾的民族文化,在強勢的全球化之前,將會節節敗退,蕩然無存。這里也存在一個吊詭的面相,在饑渴地融入世界空間接受普世價值的同時,又試圖最大限度地保持民族文化的獨特性;在保守民族文化的同時,又顯得不夠自信,擔心這種努力可能制約中國社會的全面發展,因而又展現出一種渴望被西方承認的焦慮。無論是回歸傳統的文化保守主義,還是反西方來尋求中國的差異性的左派學者,都或隱或現地存在這樣一種焦慮。這種焦慮往往不是以極度的自卑來表現,反而是以極度的狂妄和自信表現出來,這種虛妄的信心可能會導向對中國傳統與西方的雙重誤讀。臺灣學者蕭高彥曾在評論張旭東的《全球化時代的文化認同》時,切中肯綮地指出了這種文化民族主義可能的危險,這種民族主義思維,反映的是弱國對于群體存亡絕續永恒的深刻恐懼,并導致各民族對于其他民族產生了排他性之根本敵意。其結果是將現實政治化約成霍布斯式的“自然狀態”,只不過互相為戰的,并非個人而是諸民族。此種思維之目的是民族主體的型塑;但由于過度強化自身的存在焦慮以及對外的不信任感,極易演變成集體的妒恨,卻無力創造繁榮和平的社會與國家。

  無論是尋求政治合法性的來源,還是追尋中國文化的自覺與自主,都不太可能在一種極度焦慮的心態下產生,更何況這種焦慮感是將自卑與自傲融合在一起的心理困境,而讓人擔憂的是,這種文化民族主義,因為基本上否定西方價值的普適性,甚至以標新立異的獨特性自居,而肯定中國的文化傳統與政治秩序,這就可能導向一種知識分子批判性的內部耗損,甚至可能導向具有犬儒主義特征的文化民族主義。最值得指出的,這種文化民族主義在中國崛起的背景下吸引了一大批追隨者,這些追隨者要么致力于古典王道政治的復興,要么致力于反西方的本土敘述,最后與絕對國家主義形成了情感共振。這種文化民族主義由于無法推動公共空間和民間社會的成長,最后極可能限制了其發揚中國文化的目標的實現。

  更讓人狐疑的是,提倡文化民族主義的知識分子基本上是生活在北京、上?;蚺υ嫉裙駛蠖際兄?,而中國文化的本源更多的是與鄉土社會銜接在一起的,各式各樣的宗族文化、宗教文化、巫術文化、區域文化等才是構成支撐中國文化傳統的“意義之網”。1905年科舉制廢除之后,原本以耕讀生活為基本模式的知識人,等于從傳統中國的意義網絡中“大抽離”了出來,被拋擲到象征現代性之鐵籠的都市之中,超越和神圣的價值在退隱和消逝,而世俗性和現代化模式在急劇擴張。傳承中國文化的知識分子自然會發現其“身首異處”,身在城市,而心在被烏托邦化了的鄉土中國(即傳統中國),這就可能導致知識分子的文化民族主義到了最后,僅僅成為學院里的知識生產流水線出產的精美學術符號而已,成為這群書齋里的焦慮而自負的知識分子對傳統(無論是儒家傳統還是所謂的社會主義實踐傳統)的一種聊以自慰的浪漫化想象,而根本就無法甚至無心付諸實踐。

  2008年暑期,我在湖南革命老區平江縣勾留近一月,驚異地發現在這個中國革命的神圣區域(這個山區縣城產生了五十多位共和國將軍),與平江起義博物館、烈士陵園等并存的是遍布全縣的大大小小的祠堂與寺廟,生活在世俗時代的鄉親,在日常生活里經常性親近這些具有超驗意義的空間,感覺神靈的臨現,習得充滿德性和善行的生活,并學會感恩和謙卑,那一刻,我突然發覺在某種意義上,生活在都市學院里的知識分子的文化民族主義,還不如鄉間一個不識字的老嫗在自家門前的古樹下,直接地與祖先、神靈進行喃喃自語的天人之際的溝通來得真實和富有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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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zhangc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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