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兵:超越左右,理解中國——讀李侃如博士《治理中國:從革命到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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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專題: 中國治理  

唐小兵 (進入專欄)  

  

  當中國在世界性的金融?;興坪醢繆萘恕爸辛黜浦鋇慕巧?,從而雄辯地證明了中國的真正崛起的時候,國際學術界圍繞著如何解讀當前的中國產生了巨大的爭論。馬丁·雅克的《當中國統治世界》等著作,描述的是一個探索出獨特現代性道路的中國形象,這與所謂的北京共識、中國模式等國內外的左翼論述形成了強烈的共振,而仍舊有相當的學者對于中國的崛起表示審慎的懷疑或強烈的批評,甚至認為這種靠低人權優勢發展的崛起,投射的仍然是一個古老中華帝國的專制迷夢,是違背普世價值的新威權主義。在這樣的時刻,來閱讀剛剛面世的美國中國問題專家李侃如博士的《治理中國:從革命到改革》的中文版,對于中國的知識界乃至普通公眾尤為必要。

  《治理中國:從革命到改革》英文版出版問世于1995年,修訂于2004年,全書分為四個部分,分別討論了中華帝國的遺產與民國時期的國民政府,1949年以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與政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體制,以及中國面臨的挑戰等四個核心議題。作者的論述重心放置在1949年以后的中國社會的重建、治理與?;?。根據譯后記的介紹,早在1965年,李侃如就開始從事中國問題研究,師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鮑大可。1976年夏,他首次訪問中國,唐山大地震之際正好在北京,趕上觀察毛澤東時代的謝幕時刻,之后在推動中美關系進展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李侃如教授一直在密歇根大學政治學系和商學院執教,講授中國政治課程。從這些簡略的介紹可見,李侃如繼承了美國第一代中國學學者如費正清等的學術遺產,以深度介入當代中國的歷史進程,甚至影響其進程的方式來獲得第一手的經驗與感受,而其政治學等社會科學的背景,使他的研究具有濃郁的社會科學特征,而與史華慈、列文森等注重從思想文化的角度研究近代中國的轉型的路徑大相徑庭。簡言之,李氏的核心關切是:面對一個國民黨政權遺留下的千瘡百孔的“爛攤子”,共產黨是如何領導中國的“國家構建”以形成制度能力來引領它走向現代道路的?

  國家構建理論是從組織、系統、體制、執行力、意識形態等方面,研究一個國家是如何治理社會與人民的。依照福山的闡述,國家構建就是在強化現有的國家制度的同時新建一批國家政府制度。福山指出,“國家構建與限制和弱化國家職能構成一對矛盾,把這對矛盾提上第一要務的位置,可能會使某些人驚呼為荒誕。在過去幾年中,世界政治的主流是抨擊‘大政府’,力圖把國家部門的事務交給自由市場或公民社會。但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政府軟弱、無能或者無政府狀態,卻是嚴重問題的禍根?!盵 弗朗西斯·福山:《國家構建:21世紀的國家治理與世界秩序》,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版,序言。]國內自由主義的主流論述是放手發展真正意義上的市場經濟,弱化政府的全能主義特征,強化社會的自組織能力,但從當前中國所謂新三座大山(教育、醫療與住房)的壓迫性現狀來看,政府的公共職能不是太強了,而是太弱了。李侃如教授的著作的貢獻之一就在于它超越了原教旨主義的自由主義,也揚棄了對毛澤東時代虛假的平均主義的歷史想象,而注重從治理的有效性的角度(這種視角并沒有放棄普世價值的準則)來對中國歷史與現狀進行評估。他認為毛澤東時代依靠階級斗爭、社會運動、意識形態、反官僚制度等來進行社會統合的方式,基本上是在造就一個無序、無法、無理的社會,而這一切的根源在于毛澤東不受限制的絕對主義權威。

  李氏認為,毛創建了龐大的制度性結構——黨、政、軍——來治理中國,但“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嚴重破壞了這些結構的完整性和合法性。在他看來,只是在鄧小平的領導下,中國才最終完全從革命動蕩走上了真正的治理。這就觸及到了理解李侃如教授這本著作最核心的一對概念,革命與治理。李對這兩個概念的內涵有著明確的界定:“治理與革命改造是相互對立的。政府的管理只有在一種允許制定長期計劃、并擁有愿意為共同目標奮斗的優秀人才的環境中才能最有效地運行?!嚳?,革命改造在本質上是動態的。革命者必須保持高度的熱情,這很難與平穩的行政管理兼容。革命者傾向于把復雜的管理看作實現其目標的障礙,而公務員則常常要對革命者決策沖動中的熱情和缺乏技術專長潑涼水?!盵 李侃如:《治理中國:從革命到治理》,中國社會科出版社,第67-68頁。]

  革命注定帶有烏托邦主義色彩,因而富有浪漫主義和革命理想主義的召喚力,它似乎是對日趨平庸和乏味的日常生活的高調拒絕,而治理則帶有史華慈所說的“社會工程”取向,[ 參見林同奇:《他給我們留下了什么——史華慈史學思想初探》,收錄在許紀霖、宋宏編:《史華慈論中國》,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注重的是如何保持一個社會的穩定、高效和發展,是效果主義或者說功利主義的取向。這里呈現的一個悖論就是,革命與治理,其終極的訴求都似乎是在追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前者依靠的是史華慈所說的“德性的統治”,后者卻是“利益的驅動”。史華慈對毛澤東時代反官僚科層制和技術專家治國的總體取向的文化根源有著獨到的研究。他指出:“當人們檢視文化革命的‘怪事’(idiom)時,當人們感覺那個平靜的毛澤東形象怎么會作為一切道德的源泉,并高高聳立于所有法律和所有制度之上時,或許就得更多地歸因于中國文化的觀念,而不是任何西方思想的精神了?!盵 史華慈:《德性的統治:“文化大革命”中領袖與黨的宏觀透視》,收錄在在許紀霖、宋宏編:《史華慈論中國》,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56頁。]

  以韋伯的觀念來看,革命者訴諸的往往是高亢的不顧及后果的心志倫理,而驅動治理者的常常是低調的考慮社會后果的責任倫理。[ 參見韋伯:《韋伯作品集Ⅰ·學術與政治》中的相關論述,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李侃如教授很精準地把握到了中國社會的脈動。他指出,在一個革命退潮的時代,仍然把社會整合的希望寄托在一次次的意識形態運動上注定是徒勞的。個人似乎注定是無法從自己的經驗之外來打量和應對這個世界的。毛的悲劇在李看來就是:“毛沒有把意識形態當作為其實際行動進行理論裝飾的工具;相反,他把意識形態的發展和宣傳視為他領導的運動取得成功的關鍵?!痹諞桓鋈狽θχ坪獾惱紊緇?,這樣的一種意識形態激情,自然更多的是導致巨大的社會災難。李侃如從兩個時代領導層的受教育水準有力地揭示了導致不同的治理中國方式的深層根源,改革前多數領導干部(除中央委員外)是做政治工作出身的。改革運動后,天平朝著工程師背景的人傾斜——即注重解決實際問題。從這個角度而言,作者認為“中國革命已經結束,一代更注重技術的接班人已經在體制的各級全面掌權?!盵 第168頁。]他甚至從臺灣六七十年代政治領導人群體的普遍留學英美背景,隱含地寄托著中國制度轉型的希望。

  鄧小平的聰明在該書作者看來就是,鄧斷定在毛澤東晚年出現的幻滅之后,意識形態的激勵已沒有效果,中國人尋求的是提高生活水平。70年代的種種事件嚴重侵蝕了中共的合法性,因此必須要為黨的領導權找到新的信任源泉。鄧確信這個源泉就是為民眾謀取更多更好的利益,并說黨唯一的希望就是能一貫地“履行諾言”的功利主義原則。作者對中國社會有著長期的跟蹤調查,與黨內諸多官員有著密切的互動,因此,他對于這改革三十年的把脈相當精到。在毛時代的意識形態瓦解以后,如何治理中國以及如何增強政黨統治的合法性,成為一個非常緊迫的政治議題和社會問題。鄧時代探索出來的道路,在李侃如教授看來就是,以物質刺激的方式推動個人追求生活品質的改善,開放私人生活領域的自由度,同時對政治領域仍然采取適度的控制形式,并盡量將這種政治控制轉移到繁榮的經濟生活的背后。政績取代革命意識形態,成為中共統治合法性的來源。正因為此,李指出在中國:“政治領導層承擔了義務,把GDP的持續高速增長作為保持民眾滿意和總體社會穩定的主要工具?!盵 第299頁。]

  李對于當代中國政治運作和社會結構的諸多觀察,都閃耀著一個政治學者的睿智和洞察力。比如,他對于組織與制度的區分就很能切中中國政治生活的要害。在他看來,“‘組織’是緊湊的、內在相互依存的行政或職能機構。與之相較,‘制度’則是已形成了充分的規律性并在有效地塑造其成員行為上顯示出了重要性的那些慣例、聯系和組織?!倍泄沃械母骼嘧櫓被?、辦公室——的存在,在李侃如教授看來,對高層集團是沒有制約的,在這個政治體制的各個層級上,中國都是陷入了一個復雜的組織矩陣中的高度個人化的體制。在權力繼承和轉移的問題上,這種組織與制度之間的差異發揮著微妙的作用。李敏銳地注意到“中共黨內的權力存在于非正式的關系、聲望和運用能力中,而不是存在于正式的職務中?!盵 第156頁。]換言之,人情、關系、面子、親信、地緣、學緣等各種因素都在政治游戲中尋求發揮作用的空間。因此,即使中國真的如李侃如教授所比喻的那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也肯定不是一個產權清晰、邊界明確、有限權力的現代公司,盡管它在目前經營得還算不錯。

  李侃如教授在這部著作中觸及到了諸多的議題,展現了其縱橫捭闔控奴全局的能力,但這些多樣化的主題,又始終都環繞著治理中國及其成效、代價的維度展開。因為有著對20世紀中國歷史經驗的整體觀照,所以他的論述總是能展現出一種基于歷史事實的復雜性與批判性。相對于毛澤東反對甚至瓦解官僚體制的極端,鄧小平時代更加注重一種務實的精神與態度,依靠技術官僚和發展主義來進行社會治理。雖然有著巨大的歷史轉型,國家權力相對于毛澤東時代也有了真正意義上的下放,但是國家控制社會的模式并沒有得到真正意義上的改變,這就導致如李侃如教授在討論環保問題時所言,“改革并未將體制改變到來自下層的壓力可以把環保議題提上國家議程的程度?!盵 第300頁。]從這角度而言,鄧時代的治理中國并未能建立一個通過民眾的公共參與,從而強化政治權威的合法性的有效機制,這就導致表面上看起來強大的政府統治的合法性相對比較脆弱。

   從很多方面來看,鄧時代相對于毛時代都是一個巨大的歷史進步,但這種“進步”在李侃如教授看來隱含了某種“延續性”甚至“退化”。在論述當代中國面臨的國內挑戰時,作者指出雖然依靠中共,作為一個充滿多樣性的發展中國家的中國才保持了強大的行政能力,可是,“中共已不再享有早年間作為特征的黨員的紀律和信奉的觀念。如今,許多中國人把黨員身份主要看作職業晉升和通往更高生活標準的一張門票?!盵 第246頁。]令人擔憂的是,“黨本身是一個缺乏精神的組織。沒有一種催人奮進的意識形態來激發其成員勝任于公共服務并忍受個人犧牲。腐敗已經深深地滲入了黨的組織?!盵 第340-341頁。]雖然中共這些年通過講政治、講正氣、講學習的運動、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運動、乃至八榮八恥運動來重新提振中共黨肌體的道德權威與精神生活,可成效甚微,早期共產黨人的那種理想主義氣質和公共精神,如今難覓蹤影。黨員的這種物質主義氣質,投射的是在一個文化失范和價值迷茫的時代,中國絕大多數人唯一的觀念共識,用作者的話來說就是:“中國人廣泛接受的唯一觀念似乎就是,賺錢和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平都是重要的?!盵 第330頁。]

  此外,從政治平等角度而言,毛時代將社會的絕大多數人都操弄成了一個“賤民群體”,通過等級社會、社會地位、出身論的形式,生產和再生產著一個政治上嚴重不平等的社會,這種不平等是經濟不平等、教育不平等的根源,在改革時代,這種意義上的政治不平等顯然打破了,但又產生了一種新的不平等形式。李尖銳地指出:“改革消除了在制度上歧視‘邪惡’階級出身者的由政治驅動的毛時代的不平等形式,但正在用大量腐敗和財富不均這種更典型的具有各國共同特征的不平等性形式來代替它?!盵 第320頁。]不平等的問題國際化了,從而就遮蔽了其獨特的國內根源,以及執政黨盡快解決這一問題的道德性壓力。李進一步指出:“中共自身就提供了一種傳統的政治不平等。黨員、特別是黨的高級干部在違法時能設法逃避大多數刑罰,盡管它不停地聲稱,黨員身份不應?;す僭筆怪苊獬械Nシǖ暮蠊??!盵 第320頁。]從社會平等的角度而言,作者認為“政府對縮小這種不平等(指城鄉收入、福利、報保障等方面巨大的差距,引者注)所能做的最大貢獻,就是解除對農民流動的戶口限制,創立允許農民利用它造成的機會進入城市經濟的必要基礎?!盵 第323-324頁。]

  從性別與鄉村的公共醫療來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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