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兵:曹汝霖的“五四”記憶(外一篇)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638 次 更新時間:2013-03-15 21:01:53

進入專題: 曹汝霖   五四  

唐小兵 (進入專欄)  

  

   1919年的“五四”運動,曾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蔣夢麟在其回憶錄《西潮》對其如此記述:“北京政府的要員中有三位敢犯眾怒的親日分子。他們的政治立場是盡人皆知的。這三位親日分子——交通總長曹汝霖,駐日公使陸宗輿,和另一位要員章宗祥——結果就成為學生憤恨的對象,群眾蜂擁到曹宅,因為傳說那里正在舉行秘密會議。學生破門而入,滿屋子搜索這三位‘賣國賊’。曹汝霖和陸宗輿從后門溜走了;章宗祥則被群眾抓到打傷。學生們以為已經把他打死了,于是一哄而散,離去前把所有的東西砸得稀爛,并且在屋子里放了一把火。這時武裝警察和憲兵已經趕到,把屋子圍得水泄不通。他們逮捕了近六十位帶往司令部,其余的一千多名學生跟在后面不肯散,各人自承應對這次事件負責,要求入獄。結果全體被關到北京大學第三院(法學院),外面由憲警嚴密駐守?!閉饣顧鬩恢直冉霞壑抵辛⒌男鶚?,大量與此相類似的敘述,尤其是后來歷史教科書里對“五四”的宏大敘述,逐漸地建構了一個關于“五四”愛國運動的完整譜系,而在“五四”運動中發生的具體細節,尤其是當事人中間被暴力一方的記憶,似乎隱沒不彰。

   晚年曹汝霖回憶,得知北京大學生可能沖擊曹宅后的北京警察廳派去?;さ娜氖?,因為上頭交代“文明對待學生”,故連警棍都沒有帶,警察們只好就近尋找木板石塊之類去封堵大門。在東交民巷使館區遇阻的學生,迅即轉向來到曹宅。時隔數十年,曹汝霖似仍清晰地記得“五四”運動中的這一幕:

   我于倉猝間,避入一小房(箱子間),仲和(指章宗祥,引者注)由仆引到地下鍋爐房(此房小而黑)。這箱子間,一面通我婦臥室,一面通兩女臥室,都有門可通。我在里面,聽了砰然一大聲,知道大門已撞倒了,學生蜂擁而入,只聽得找曹某打他,他到哪里去了。后又聽得砰砰蹦蹦玻璃碎聲,知道門窗玻璃都打碎了。繼又聽得瓷器擲地聲,知道客廳書房陳飾的花瓶等物件都摔地而破了。

   后又打到兩女臥室,兩女不在室中,即將鐵床的桿柱零件,拆作武器,走出了女兒臥房,轉到我婦臥房。我婦正鎖了房門,獨在房中,學生即將鐵桿撞開房門,問我在哪里。婦答,他到總統府去吃飯,不知回來沒有?他們即將鏡框物件等打得稀爛。我婦即說,你們都是文明學生,怎么這樣野蠻?我在小室,聽得逼真,像很鎮定。他們打開抽屜,像在檢查信件,一時沒有做聲。后又傾箱倒篋,將一點首飾等類,用腳踩踏。我想即將破門到小屋來,豈知他們一齊亂嚷,都從窗口跳出去了,這真是奇跡。

   又到兩親臥室,將一切器皿打毀,對我雙親,承他們沒有驚動。打開櫥門見有燕窩銀耳之類,即取出了匣子摔了滿地。我父即說,這是人家送給我的,我還舍不得用,即送給你們好了,何必暴殄天物?他們不理,還是踐踏得粉碎而去。后到汽車房,將乘用車搗毀,取了幾筒汽油,將客廳書房等處澆上汽油,放火燃燒。

   據周策縱的研究,在騷亂中院子里學生和警察也有些沖突。但是當時警察在那種情形之下,態度相當溫和,實際上他們有些人“保持一種寬厚的中立”,只是受到了上峰幾次緊急命令之后,才被迫干涉學生。當時的一份報紙報道說:“對中國地方上的觀眾說來,這似乎是一個非常尖銳的譏刺。這個人(指曹汝霖,引者注)曾經替整個北洋軍隊籌措到所有的軍費和軍火,他通過他的伙伴可以指揮數十萬大軍,卻被青年學生把自己的房子一掃而光,竟沒有一個人來替他開一槍作一臂之助!”可見,當時的北洋軍閥在學生面前,相當克制,有論者指出,北洋軍人尚且遺留有晚清軍人尊重讀書人的習性。

   這就是曹汝霖版的火燒趙家樓的大致情節,當驚魂甫定的曹汝霖面對前來執勤的警察官員時,曹說,打人放火的都沒有抓到,這些盲從的學生不必為難他們,請都釋放了吧。參與“五四”暴力的學生中,有后來成為著名教育家和作家的江紹原等人?!拔逅摹庇渦兇苤富癰鄧鼓?,基于對運動中的暴力的反感而中途退出,而梁漱溟則在事后批評北京大學生缺乏法治理念,認為這三位官員未經法院審判而被毆打、驅除,這本身即構成違法,引發了當時社會輿論之嘩然。時過境遷,身為受害者的交通總長曹汝霖對“五四”的評價卻相當溫和:“此事對我一生名譽,關系太大。學生運動,可分前后兩段,前段純系學生不明事實,出于愛國心,雖有暴行,尚可原諒。后段則學生全被利用,為人工具?!憊們也宦凼朧鞘敕?,我們從“五四”后沒多久就遠赴英倫留學的傅斯年的文章《〈新潮〉之回顧與前瞻》,可以讀出他對這一段學生運動史的沉痛反?。?

   中國的政治,不特現在是糟糕的,就是將來,我也以為是更糟糕的。兩千年專制的結果,把國民的責任心幾乎消磨凈了。所以中國人單獨的行動什九卑鄙齷齪,團體的行動什九過度逾量——這都由于除自己之外,無論對于什么都不負責任。我常想,專制之后,必然產生無治:中國既不是從貴族政治轉來的,自然不能達到賢人政治一個階級?!栽謚泄嵌喜荒芤哉胃惱蔚?,而對于政治關心,有時不免是極無效果、極笨的事?!歡愿鋈說鈉⑽負圖獾腦倒?,不特自己要以教書匠終其身,就是看見別人作良善的政治活動的,也屢起反感。

   這種從“五四”政治運動,而折轉到文化運動和思想啟蒙的另一種轉向,卻往往在我們的歷史敘述中被有意地遮蔽了,若曹汝霖生前曾經讀到“五四”學生領袖傅斯年的這一番掏心掏肺的誠懇自白,也許會稍微心安一點吧。

  

   魂兮歸來,燕京精神!

  

   中國人對于司徒雷登的印象大都源自毛澤東發表于1949年8月8日的雄文《別了,司徒雷登》,通過這篇社論,司徒雷登作為戰后美國在華政策失敗的代表人物的歷史形象被定格在我們的集體記憶之中,社論勾描出來的“司徒雷登是一個在中國出生的美國人,在中國有相當廣泛的社會聯系,在中國辦過多年的教會學校,在抗日時期坐過日本人的監獄,平素裝著愛美國也愛中國,頗能迷惑一部分中國人”。這樣一位被定性為帝國主義者的文化代表,最后的命運更是被塑造成極其滑稽、丑陋而孤獨的境況:“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南京的美國殖民政府如鳥獸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爺卻坐著不動,睜起眼睛看著,希望開設新店,撈一把。司徒雷登看見了什么呢?除了看見人民解放軍一隊一隊地走過,工人、農民、學生一群一群地起來之外,他還看見了一種現象,就是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也大群地和工農兵學生等人一道喊口號,講革命。總之是沒有人去理他,使得他‘煢煢孑立,形影相吊’,沒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挾起皮包走路?!?

   這是一個高度政治化和臉譜化的司徒雷登,遮蔽了歷史人物的復雜面相,尤其是司徒雷登作為文化傳播者和教育者的側面。1945年9月13日,抗戰期間遷移到成都等地的燕京大學在北平復校,在借用的校園里舉行了一場歡迎會,參加完這場聚會的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在當天的日記里寫道:“對于這么一個純粹是華人集團所表現的熱心、高效率、足智多謀,這不啻是一次令人興奮的見證,大量的燕京大學畢業生,不時聽到各方面對校方維持學術水準的贊語,關于這些幾乎就是不可思議的‘燕京精神’表現了?!痹諉窆母叩冉逃逑道?,教會大學如燕京大學、圣約翰大學、輔仁大學等都是大學行列中的佼佼者。雖然這些大學大都有濃厚的宗教背景,但作為辦學者,這些學校的校董會卻基本上是堅持宗教與教育分離的原則,即崇尚教育自由和學術自由。這才是奠定所謂燕京精神的基礎。

   司徒雷登在他的晚年回憶錄中對此直言不諱:“燕京大學是整個傳教大工程中的一部分,其存在的使命不僅是為教會成員的子女提供教育,更關注于培訓一些教會的職工。這個副業反倒成了它在中國土地上建立的唯一正當理由,也正是由于這個副業我們才有希望獲得外部的資金援助。我希望大學堅定不移地維持基督教的氛圍和影響,又希望它能夠遠離那種讓人厭煩的說教行為。不應當強迫員工和學生參加禮拜和其他宗教活動,不應當對基督徒有照顧政策,拒絕信教的人也不應當受到歧視和懲罰。不管從哪一個方面來看,燕大都理應是一所真正的大學,無拘無束傳授真理,而宗教信仰的表達則只應當是私人的事情?!毖嗑┐笱У拇嬖諍脫有攬科浠澆癱塵罷〉耐庠?,但其辦學方式卻是堅持自由和多元的準則,在這種寬松氛圍里容許基督教文化的傳揚,這可謂是將自由主義與宗教文化完美結合的典范。

   燕京大學不僅是創造、傳播和接受知識的空間,同時也是滋養心靈和塑造美德的空間,而對于后者,非強制性的宗教文化往往可以扮演良性的角色。正是在這樣一種自覺的辦學方針指導下,燕京大學的新聞系、社會學系、法學院、政治學系、哲學系等都成為當時中國學術界最一流的院系,擁有費孝通、吳文藻、張東蓀、許地山、梁士純、冰心等一大批最一流的學者和學生。

   1919年前后,為了這樣一所一貧如洗僅僅停留在理念中的教會大學的誕生,司徒雷登《在華五十年》記錄了其在北平為選校址四處求人甚至遠赴陜西,以及在美國為了籌措建??釹疃嫉摹捌蛺種謾?。其間有種種不為世人所知曉的甘苦心酸,也有作為一個基督徒的司徒雷登所體現的堅忍與執著。他在回憶錄呈現的只是這個籌款過程的冰山一角,卻足以讓我們感觸不已了:“到處搭建關系、求人捐錢,這種工作真的不適合我;而且一天到晚都干這個,別的事情根本拿不出時間去做,我心中焦急萬分。每次踏上‘乞討’的旅途,我都苦于一陣陣的神經性消化不良的煎熬,繞完一圈之后就又立刻好了?!彼就嚼椎欽庵煮俾防堵頻陌煅Ь?,融會在燕京大學的校訓之中,而凝聚并升華為一種具有感召力的魅力人格,可以說,燕京大學與司徒雷登(他從1919年建校伊始到1946年離職擔任美國駐華大使,一直未曾長久離開燕京大學)是空間與人格融為一體的文化象征,而校訓“以真理得自由而服務”的意涵,更是充分折射了司徒雷登的人格內涵。據司徒雷登的追憶,這個校訓是將耶穌的話“人本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以及美國開國元勛托馬斯·杰斐遜(ThomasJefferson)在弗吉尼亞大學大門上的希臘文銘刻的“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融合了起來,其實質就是將古老的宗教真理與現代的啟蒙真理結合了起來,既高揚現代知識人追尋真理的主體性,同時又訓誡現代人要有一顆謙卑而獻身的心,是傳統儒家經典所啟示的讀書做人之心路與世路融會貫通的另一種表達。

   令人扼腕的是,到了1951年的新中國,燕京大學和北京其他大學合并,并被除名,私立基督教大學的身份也蕩然無存,美籍教師都被遣散回國。但司徒雷登在晚年的回憶中,卻堅信“整整30年,燕大作為一個高等學府釋放出了無窮的力量,在學生身上激發出了光輝燦爛的精神火花。在這個中國人信仰動蕩不安、意識形態沖突的時代,燕京大學的影響力永遠不會徹底消亡”。

  

   來源: 《隨筆》201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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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zhen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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